官员就是一个问题，祥符年间，国家文武官员仅九千七百八十五员。到了皇祐前后，国家内外官员一万七千三百余人。当时张方平还为此上过一奏，原先三朝旧兵只有八十九万人，其乡军义勇厢军还不在此数。庆历动兵后，诸路增禁军四十二万余人。当然，那时候郑朗已经着手在裁军了。这个数字乃是指庆历宋夏战争时最高的军队数字。又说在院使臣，景祐时约为四千余员，今六千五百余员。学士院两省以上官（不包括台谏，指决策机构的真正大佬）四十几人，今六十多人。景祐时京官不及二千人，今二千八百人。
当时张方平只是写奏折提议，并没有普查全国官员。郑朗主持国政，对官员碰得比较少，但开始控制下来。庞籍进一步的裁减，一度让官员控制在一百五千人左右。
随后庞籍下，官员又开始增加。这不仅是韩琦的错了，陈执中、文彦博、富弼与韩琦皆有错。到了庞籍二度为相时，节裁官员，天下汹汹，好不容易将一万七千余官员裁至一万六千人不足。
正是因为这些措施，让河工顺利在赵祯去世前得以成功。
“醇之是一名良吏啊，”赵顼说道，但没有多少欣喜，就是良吏也死了，并且下面的问题更严重。庞籍离开朝堂后，官员数量控制不住。治平初年京官达到三千余人，全国官员达到两万四千人。治平末年，也就是今年春天，全国官员一度达到两万五千多人，京官达到四千人。
宋朝养一名官员不容易的，平均起来一年得用两千缗钱，这中间还不包括各种赏赐与职田等额外收入。增加了一万名官员，一千多万缗钱没有了。
厚厚的报表，每一张都是一个大问题，但这个问题最头痛。
不仅正式的差官，还有许多职官，张方平写那份奏折时，说国家三员阙一，也就是一名差职，三个实职官眼巴巴地在看着。那时写得有些夸张，如今真正三员阙一，甚至远远不止。
不但官员，下面还有许多小吏，因为免役法，这些吏也转化为国家公务员。彼时是好的，可因免役法破坏，此时却成了严重的弊病之一。仅是一个官员，几千万缗就多用了下去。
“韩公误先帝啊，”赵顼站起来踱来踱去。
他是一个讲良心的人，韩琦若不是做得太过份，有两朝顾命之功，为何在史上却没有起用？
这个摊子实在太烂。
司马光则担心地说：“郑公，此项弊端革除时在万分小心。庆历新政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
“庆历时非是裁减冗员，多是排除异己，由是天下汹汹。庞公天下怨怼，乃是一人而行，非是所有士大夫配合之。”郑朗立即反驳道。他想了一想，又说道：“其实也非是没有前例可借鉴，咸平四年之举，便能借鉴。”
记得前世有人将各朝各代昏君排名，居然将宋真宗排在四大昏君行列。开始郑朗不懂，真相信了，为什么不用好寇准呢，为什么澶渊之盟呢，为什么亲近神仙呢。是昏君。
这时，不会这样想的。宋朝最安宁，危机最少的辰光不是在仁宗之时，就连自己的皇祐之治都不行，而是咸平之治。在李沆与吕蒙正等贤相的打理下，终于使北宋进入繁荣时代。
其中有一项举动，大臣陈彭年上书建议五条经世之要道，其中有一条就是省冗员，宋真宗采纳，于咸平四年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一次性使全国减裁冗官冗吏达到十九万五千人，第二年五月仍嫌不足，进一步减河北冗官。最妙的是此次冗员虽引起**，但不大。
都认为宋真宗是平庸之君，一起疏忽，赵顼大喊道：“将真宗实录拿来。”
太监下去拿宋真宗实录。
忽然一个**从屏风后转了出来，徐徐施礼道：“郑公，谢过。”
司马光想逃，无他，乃是高滔滔也。
在宋朝凡事得有一个故事，也就是有一个前例，那么便可以当成法理。庆历新政那种排除异式的裁官肯定不行的，官员也不服。庞籍悲壮的力挽狂澜式裁官也不行。
若是能做到咸平四年的裁官程度，国家费用会下降很多。特别是当年吏仅是差遣，用度少，如今变成雇佣。裁下去变成纳税人，一进一出，就是一名小吏也能节给好几十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