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又说道：“另外又有人认为仁是义的根本，义是仁的行为，同样也是一种片面的阐述。不过礼则简单了，因为夫子礼记洋洋几十万言，足以给后人提供了思考空间。”
“那么礼是否是一种中庸？”大程问道。
“为何要这样说？”邵雍。
“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
大程刚说完，五人全部在沉思，似乎很不妙，种种迹象来看，不去考虑他人，包括孟子与荀子，至少夫子这个礼已经很接近郑朗所说的制度了。但若礼就是制度，岂不将自己心中所想的礼全部推翻？
“这个治中是对中庸的治理，也就是中庸的参考与法理，但不能代表着礼的全部。礼是礼，中庸是中庸，两者有相连的地方，也有截然不同之处。此乃儒家大道，无论是礼，或者仁义或是中庸，都会有相连之处。想要大同，必须持之以礼，用中庸来调和。例如穷富之间，想要均贫富那是不可能的。因此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贫穷卑屈，则富者越骄贵傲慢，富者骄贵傲慢，则穷人越卑屈。两者分化会越来越大，最后便成张角黄巢之事。因此要中之，贫穷不约，富贵不骄就是一种治中。同样也是礼。夫子说君臣父子夫妻，但又说君要仁，臣要忠，父要慈，子要孝，兄要友，弟要恭，维护着一种微妙的平衡，以便各伺其职，这也是治中。”
“礼为仁义与整个社会治中，自己也必须要中的，不能走向极端，这叫礼之中流。也能说它是中庸，但礼是制度，偏于一种结果，中庸是一种方式，偏于一种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郑公是说礼与中庸相对相生？”小程问。
“也不能算是，阴阳黑白肯定是相对相生的，但这个世界不仅是黑白二色，还有赤橙黄绿青蓝紫，若再细分，仅是颜色就能分出几千几万之数，能绝对地说红与绿就是相对相生？实际许多物事都有相对相生的一面。中庸偏于态度，一切的标准，它有清晰的一面，也有浑沌的一面。很难说它与谁相对相生。若说礼与什么相对相生，非是中庸，更非是乐，而是仪！”郑朗道。后来许多人编写儒家经义时常将礼乐拿出来放在一起。这肯定不能更好的论正儒家那种科学的辨证观。
“礼与仪，一个是内容，一个是形式，一个是本质，一个是现象，能说它们是一对相生的一面，可我看到不出它们有什么相对的一面，”小程继续说道。
“有，乐经说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政治不是制度，只有政治，制度才能实行，如礼的治中，治中是执行的准则与方式，不是执行的过程。制度的执行过程就是政治。刑罚用来约束百姓遵守政治的辅助工具，但政治本身就是为了制度的执行，因以奉以之礼，以仁为本。政与刑是相对相生的事物。再看前面，礼以道导其志，乐以和其声。因为出自乐经的，实际这种乐就是仪。礼的最终目标是为了天下大同，可天下能不能达到夫子所说的那种大同？”
几人皆茫然。
之所以修儒学，就是希望开万世太平。不过扪心自问，太难实现了。
“还有中庸，说通俗一点，它就是一个个点，将时间切割开来，从立体的划成直线，中庸便是在这条直线上寻找着这个最佳的中介点。但谁能做到能找到这个点，只能说理论上努力做好，能使自己这个点很接近于这个中介点。实际是不可能找到的。再比如先帝大治，千古未有，不能不说善也，可能不能说我朝在先帝手中达到了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