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诲更不服气了，带着御史台官员多次弹劾王安石，又牵连到郑朗。当然，火拼的结果，新吵架王吕诲也不是王安石对手。但郑朗不想再闹下去，因此于都堂会上说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人更是如此，所恨者乃是以爱憎用人，爱之则爱之所长，憎之则憎之所短，那非是用人之道，用人之道恰恰相反，爱之要视其短，憎之要见其长。”
以前也说过，乃是郑朗有名的名言警句之一。说到这里，看着王安石。那意思是说，能否心胸放宽广一点，若连这个做不到，万一那天我下去后，如何将首相之位放心地交到你手上？
实际做到很难，郑朗也不可能真正做到，但要努力做到。
然后看着吕诲说道：“治平之害，乃是因为言臣锐减，一度台谏官只有数人而己。故改制多个部司裁减，只有台谏恢复盛况，我还嫌不足，又增设十几家报纸，自民间起就增加舆论监督，以开言路。又正式将监察司制度完善。然献可，你可曾想过为何台谏锐减如此？”
吕诲不言。
这点御史台似乎做得略有些过份，不管怎么说，台谏是郑朗一手力促恢复元气的，自己这些人也是郑朗进谏重新召回来的。
“献可，非仅是与韩琦专权有关，真宗时我没有经历过，仁宗时我也在朝堂呆了数年之久。何谓言臣，替国家开言路，公忠国体。但自仁宗时起，台谏官员有了不好的趋势，公忠国体未看到多少，却多以个人恩怨言事，一度使宰执多次轮换，耽搁国政，甚至逼得富弼不得不向言臣低头，不敢作为，以求苟和，换取言臣的好感。这叫公忠国体？”
“国家弊端沉重，欠负巨大，何谓言臣，进忠言，匡国政，扶君王，纠百官。如此重任，岂能不顾大局，一味以个人爱憎感情弹劾？还有诸位说结党，无妨，我不敢说视功名若粪土那么清高，但功名对我来说也不过是一个便于做事的道具，危机过后，若诸位认为我还是结党专权，我会主动退去相位。甚至国家平安了，不用诸位说，我也会辞去相位，去郑州养老。”
“滕王钱郑四人被外放，已经外放了，便要安心地呆在地方上从政，庙堂重要，地方难道不重要吗？我在地方上呆了二十多年，也未曾感到什么委屈。为什么滕王钱郑就不能呆在地方为官？难道天塌了吗？做得好，中书有案记录，也能随时调回庙堂。况且诸位说结党，若真的结党，钱公辅对我一向敬重，为何我不力保之？其他三人难道与我私交恶乎？献可，还望大局为重，不要再争执下去了。否则又成嘉祐庆历之故事，望三思（指范仲淹吕夷简之争，当时视吕夷简为小人，但在此时，吕夷简早平反过来，也就是范仲淹的争斗毫无必要，甚至不对的）。”
双方各打五十大板，马上第三波改革就要发动了，没有必要再斗下去。又说道：“我知道，改革以来，使得一些人利益受损，这也是你们反对的地方。但就是微调，难道没有人受损？”
拿起一张黄麻纸，又道：“昔日富弼与范希文交谈，说范希文贬官一定要慎重，一官贬去一户人家哭于道里。范希文说一家人哭好过一路人哭。实际中书每一道敕令出，岂没有千家笑，千家哭？”
“是啊，一定要慎重啊，”赵顼说道。朝廷那一项决策出来，岂不是有许多人家受益的，也有许多人家受损的，难道因此就不颁布诏令吗。所以一定要慎重。
“陛下睿智，献可，我性格比较淡，最恨的也就是争吵不休，以前身为参知政事或为两府首相之时，年年有言臣弹劾我不作为。当真不作为？作为乃是理政，而非是在朝堂上争吵。虽我不才，不能象房玄龄、杜如晦、戴至德那样，清静无为天下而大治也，但治策出来，让天下汹汹，我也不喜之。只是因为国家弊端太沉重了，不得不用虎狼之药驱之。子产治郑，三年民才爱之，我也不能与子产相比，大宋更非是一个诸候郑国可以比拟。因此说五年，才两年时间，为何不多给我一点时间？五年不行，四年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