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公著说道：“郑公，要么下诏令，让各种盘查官员动静小一点？”
这倒是一个说法。
说不管不问，即便再保守的官员，面对国家财政赤字，也说不过去。但不是赞成这样去做的。比如隐田，象以前那样多好啊，一年来上一两个州，查为辅，警示为主，矛盾不会激化，又阻止了隐田蔓延动向。何必来一个鲸吞，一下子查八十个州，并且还是彻查。
不但朝堂，就是下面盘查的各个京官，在普天反对声中，许多人态度软化。一些老好的官员，直接写了辞呈，这样来换取功绩，俺做不出，让俺挂职辞官。
郑朗摆了一下手，说道：“诸位莫急，各个京官下去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我知道，这个等会儿说。我先说商税。如今商税已经是国家税务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将税务从两税向商税上转移是正确的，增加了国家收入，减少贫困农民的压力，商业进一步的繁荣，给国家带来更多富足。但有许多不好的事。国家为了征商税，设都税务院，各州府设都税务或商税院，关镇也置务，对商品进行税务征收。太祖时置吏征收，然这些小吏多隐没官钱，因此太宗时王仁赡上书言其弊，各务置吏完全归于朝廷，大则置宫监临，小则令佐兼领，诸州仍令都临、监押同掌。但由于州县监酒监税的财务官员，多是贬黜朝官的安身之地，士大夫多耻之。赴任后仍交给当地小吏主管。这些小吏一是取悦州县官员，二是中饱私囊，因此加倍苛压。”
赵顼皱了皱眉头。
只要涉及到国家方面的，从郑朗嘴中说出来的真相，皆让人失望。
“再搁一搁，我说商税的征收比例，行者出货，过务交纳的税务谓过税，以百取二，到达市坊销售，谓之往税，以百取三，税务并不比，可各州县商务多如牛毛，不但征税，往往还变法强征暴敛。臣曾计算过，若是百万斤蜀茶辗贩到三千里之地出售，仅是往税过税，以及各务新出来的名词翻税，就会达到两万贯（吕陶奏折，两千五百万斤蜀茶辗三千里，苛税有五十万贯。）若此，我朝一年仅是中书统计上来的数据产茶就达到七千余万斤，仅是蜀茶就有两千余万斤，是否能带来一百五十万贯商税？这是不可能的，若是仅贩运时的商税就达到一百五十万贯，再加上原地对茶农的征税，仅是茶叶一项，就可以替国家带来的两百五十万贯收入。事实中书统计内外茶税钱仅有四十九万八千余缗。还有两百万缗钱哪里去了？”
用数据说话。
哪里去了，不用说全部被小吏们贪污。
一个茶，两百万缗钱就没有了，茶叶在国家财政里才占多大的比例？
郑朗又说道：“这仅是正常的税务计算。实际不是，许多大茶商有浓浓的背景，所过之处，小吏不敢征税。但是否就证明了税务收不齐？非也，真正敢征税的皆是无权无势小商人，这里就有下去的监察司一件报案。”
将它传递下去，一个湖州中小茶商，与京城商人搭成交易，运了一批茶叶向京城销售。但因为路路商务苛薄，茶叶运到京城了，也逼得生生破产。一家人急得要上吊，正好朝廷派了京官与监察司官员下去盘查，递了讼状，要与这些小吏们打官司。
看到这个讼状，郑朗想起前世。家中有亲戚在经营船舶运输，有人给运费从山东装煤到上海。价格也公道，结果打听了一下，不敢接单。运费给了一百块钱一吨，油钱与正常的税务六十块钱足够了。来回一个半月时间，看似不错。但实际不是，国家制订了种种政策，制订是出现于好心，为了船户安全，包括船舶装配，人员配置，但船户们为了节约成本，总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做齐了，也休想赚钱了。这是无奈的事。在熟悉河道上跑，港监来检察，一条中华香烟打发。陌生航道上跑，未必能打发掉，罚款来了，往往三万五万的罚，就是装备齐了，想找麻烦还不容易，难道港监艇靠上来，一无所获回去？
顺利也许还能赚上一笔小钱，若不顺利，碰上几个悲催鬼，完蛋了，有可能罚上十万大洋回来，那么亏得连家都认不得。
与宋朝性质差不多。
而且查也难查，不查不行，一查会引起无数纠纷。
郑朗看到大家看完，又说道：“诸位，你们怕麻烦，我更怕麻烦，若论最不喜欢麻烦的，你们很少有人能及我。但请教一下各位，不用麻烦，如何解决？或者默视这些现象继续蔓延下去？”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