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论同时拥有开国与中兴之举的皇帝当中，刘秀当数第一。李世民虽不错，几乎可以称为千古一帝，然有兄弟仇杀，父子反目污垢，后又两战高丽无功而返，隐隐使唐朝又有了汉武帝穷兵黜武后的败象。因此完美度远不及刘秀也。
无论赵祯或者刘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个特点郑朗身上也有，阴柔！
赵顼作为有了，可太过毛躁刚燥。
赵顼也不气，道：“朕当铭记于心。”
不提到罢了，提到郑朗忽然看着司马光道：“君实，不如这样，分出一些精力，将那本通志修好。每修一卷后，将它拿出来，让大家观摩，就其中一些大事件记一些评议，以便陛下与后世子孙学习，使我朝每一帝君皆如陛下，比如两位祖宗，仁宗。”
也就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会变成臣朗曰，臣琦曰，臣安石曰，臣著曰。
司马光不知道他这本史书会在史上的地位，就想到郑朗此举的意义，为什么修史，正是以古喻今，从前人的成败得失中得到教训，使人君英明，臣子贤能，国家更富更强。这个观摩评议的过程，也就是一个交流心得的过程，司马光喜不自胜，说道：“郑公，可以。”
反正他在两制里，不象王安石有那么多事务要处理，再配上一些官吏，重新修编通志不是不可以的。
赵顼不笨，也想到一些好处，道：“好，君实，一定办好它。”
很客气地，用司马光的字来称喟。说完又想到一件事，问道：“求索书院里的五先生如何？”
郑朗脸色凝重起来，反问了一句：“存天理，灭人欲，是否是儒家之道？”
“不是，”赵顼想都没有想，就否决了。郑朗绕了一个大圈子，又回到重视道德这个环节上，但郑朗也不知道，为什么绕了这么远，正是受了这六字的影响，害怕德化再度被他人错解成存天理灭人欲。
郑朗重视道德，但重视的乃是“恕”德，而非是“忠”德。也就是将子贡拒金定为一个道德最终的目标所在，却不赞成人们去摸仿他，学习的非是子贡拒金，而是子路受牛。
不能说朱熹的儒学皆是错的，郑朗没有一棍子将朱熹打死，修儒学时借鉴了许多后来朱熹的观点。然而最反感的就是这六个字，而且这六字荼毒之深难以想像。
批儒批孔，但有没有想过做好人好事不留姓名，不求回报，与这个存天理灭人欲之间有什么区别？
最后清醒过来，孔子有的还是好的，大开孔子学院，但连孔夫子的核心思想都不知道，开屁的学院。开始理智了，但还在鼓励人们做好事不求回报，拾金不昧，甚至要求自己儿子压死溺死不救，要救别人的孩子。
好象道德高度真的有了，关健能有几个人有这种纯粹的利他思想，“忠”，存天理灭人欲？
老太太倒地，立即将她扶到医院，其家人来感谢，送了许多礼物，不能收，一收是有目的，整个社会耻之。似乎是不错，救人乃是为了求回报，怎能称为做好事呢？
有没有想过，没有回报，有几个人愿意做这些好事，做得好，家人来还能说几句感谢话，做得不好，老太太说一句，就是你车子撞我的，你推我的，得付我医药费，傻眼了。
为什么宣扬这种拾金不昧？
难道统治者皆被酒池肉林弄昏了头脑，想不到这种简单的后果吗？
相对而言西方做得要好此，那些手段也许中国人不耻，认为做秀，可慈善事业为什么远胜于中国？至少人家做秀罢还做好事罢，得到了名，得到人们的尊重，做好事的人才会多起来。
相比于西方，郑朗做得更彻底，未必指望每一户人家都会出范仲淹与欧阳修，向恩人回报，至少施济者钱帛与姓名一起让被济者得知，知道恩人是谁，见了面会叩头感恩，或树立长生牌坊，施济者在乡里也得到脸面，因此慈善会并没有因为下面争执而摇摆，一直在默默地扩大。
社会可以学雷锋，但最好做人不要学雷锋，而是学陈光标。
承认陈光标不仅是做秀，也是在做了许多好事，做好事的人才会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