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通过严格执行租庸调制和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有利地促进了社会发展。
3．劝课农桑
农桑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居于主导地位，自古就有统治者以劝农为务，多有“祁谷”“籍田”之举。武则天辅佐高宗时期就组织并亲自删定了《兆人本业记》一书，登基后又将此书散发各地，使之成为广为流传的农业教科书。
除了以上的措施，当时社会的手工业、城市、商业都齐头并进地发展着。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时期的经济是在贞观之治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给开元盛世奠定了相应的基础。
政绩考评——吏治
如果单从经济方面来看，不足以说明武则天有为，那我们就从最能体现帝王的政绩方面着手，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吏治。
吏治问题是历代统治者都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武则天在唐太宗时期被召入宫，和唐太宗接触机会是比较多的，加之唐朝民风开化，女子有特立独行之气质，使得武则天对于贞观君臣如何治理天下有所了解。唐太宗重视吏治，书天下刺史姓名于屏风之事想必也给武则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高宗时期，她曾上书高宗“建言十二事”，就提到过关于吏治的建议。后来她当政时期，频繁更换宰相，创立科举制度的殿试、武举、试官制度，任用酷吏、鼓励告密等，就反映出她对吏治的重视。武则天认为“万方之事，不可独临，故置群官，以备爪牙耳目，各尽其职，则天下自化”，这也导致她当政时期“冗官”局面的发生。她又言“臣以君为心，君以臣为体，心安则体安，君泰则臣泰”，强调君臣同体，君臣一心。
同时撰写《臣轨》两卷，用以训诫百官，所谓“为事上之轨模，作臣下之准绳”。该书从同体、至忠、守道、公正、匡谏、诚信、廉洁、缜密、良将、利人十个方面，提出了为人臣子应具备的为政之德和行为准则，教导臣子要做一个德才兼备、忠君爱民的好官，是反映武则天时期吏治思想的重要资料。
武则天时期关于地方官吏的选任，随着唐代社会的发展，从太宗时期的武夫刺史转向了科举出身的刺史县令，这对于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地方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是积极的。对于地方官吏的监察，唐初沿用隋制，中央设御史台作为最高监察机构，设有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二人副之等。贞观年间“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太宗采纳御史大夫李乾祐建议，增设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各两人，以加大监察力度。
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政治上的反对派，巩固统治地位，对原有的监察机构进行了调整，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和控制，并且在《改元光宅诏》中对御史台机构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
纵观武周时期，我们可以看到通过改善和加强地方吏治，总的来说，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除了徐敬业、越王李贞等唐氏宗室起兵反对武则天的战事外，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造反。
边防军事
武则天时期对于边防的措施相对于她国内的政治制度和手段来说，就显得毫无建树，甚至被批判得更加严重。在边防问题上，为维护国家统一，她做了大量的应付工作，却毫无效果。武则天时期，唐朝的北部、西部边防一直处于不安定状态，以至于出现“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究其原因，实际上并非武氏之过。
在唐朝初期，贞观十三年，吐蕃的发展就已经达到寇略松洲二十万军的局势，显示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唐太宗时期也不能与之强硬相碰，而是采用和亲的态度，以图和平。等到唐太宗逝世，吐蕃将领便有侵略之心，时时寇略西北。虽与唐保持和亲之盟，但是早已将手沿着河湟以北，积极向河西和天山南麓伸张，严重影响到唐朝对葱岭以东诸国的统治。就连当时大将薛仁贵督师大战吐蕃，也是大败而归。直到武则天长寿元年（公元692年），派王孝杰“大破吐蕃，复取四镇”，可是到了公元698年，王孝杰、娄师德再次率军大战吐蕃于素罗天山时，却大败。自始至终，唐与吐蕃的战斗始终处于不利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