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就是非常赞同魏徵之谏,并且因此事还专派宦官到魏徵家给他赏赐,并且鼓励他永远都要按照这样的进谏态度对待皇帝。
抑退外戚 防微杜渐
长孙皇后经常和唐太宗谈论古事,常常言及太宗心腹之事,所道己见,太宗颇为受益。
她的哥哥长孙无忌与太宗年幼相交,加上又是外戚,又有佐命大功。太宗对他也是推心置腹,委以重任,对其礼遇群臣莫及,他可以随时进出太宗皇帝寝宫。按理说这样的恩宠,丞相之位非他莫属。但是挡住长孙无忌官道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妹妹长孙皇后。长孙皇后说:
“妾既托身紫宫,尊贵已极,实不愿兄弟子侄布列朝廷。汉之吕、霍可为切骨之诫,特愿圣朝勿以妾兄为宰执。”
长孙皇后以前朝外戚乱政之鉴劝谏太宗,可是太宗不听,还是执意把长孙无忌封为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官位均是按最高俸禄供给。长孙皇后劝不了皇帝,又改劝兄长长孙无忌。太宗皇帝不得已,只好改变主意,改封长孙无忌为散官开府仪同三司,变个法儿给长孙无忌了个类似于丞相俸禄的官儿,长孙皇后这才罢休。
同时,在她缠绵病榻、临死之前,劝谏太宗:“妾之本宗,幸缘姻戚,既非德举,易履危机,其保全永久,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则为幸矣。”
她不仅在世之时断了兄长的官路,死前也怕娘家人因自己的福荫而身居高位,引祸上身。
长孙皇后生前曾以古代妇女得失的事迹作《女则》三十卷,还曾经著文驳斥明德马皇后(汉明帝之后)不能从根本上抑退外戚,而是仅仅告诉他们不要过于奢靡,认为这不过是先开其祸源,后防其末事而已。等长孙皇后逝世,宫人们将《女则》一书奏呈太宗,太宗看罢异常悲痛,拿着《女则》给近臣们看,说道:“后此书可用垂后,我岂不通天命而割情乎!顾内失吾良佐,哀不可已已!”
长孙皇后虽然不主动出面干涉朝政,但她一直都重视贤良。唐太宗本身就是一个性情中人,手下谏臣众多,尽管他善于调整心态,听取意见,但是天天面对一群所谓的谏臣,难免有被冲撞的时候,盛怒之下,也会有失体面。这个时候,身为妻子的长孙皇后就会发挥她的柔性力量,安抚丈夫,护佑贤良。
魏徵经常冲撞唐太宗,夫妻之间有时都有互相掐死对方的想法,何况魏徵这种直言不讳的臣子。所以也得益于长孙皇后对唐太宗的影响,才免得因为一时之气,怒罚魏徵。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房玄龄曾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唐太宗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
太宗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
自古国家将兴,必有明君临朝,而又有哲后作配。关雎美后徳,长孙皇后维护中正之臣,实不负关雎之美。
纵观长孙皇后的一生,她与太宗从少年结发,一起互相扶持,走过了二十三载。对于贞观之治的呕心付出,亦是万世称颂。长孙皇后的“文德”这两个字皆为美谥,尤其是“文”这个字。唐人认为“文”是最好的谥号,“为美无以尚也”,就算是在美谥里,也没有哪个谥号能比“文”还要美好。可见在唐太宗的心目中,只有“德”这个单谥并不足以表现出妻子的美好,只有再加上唐人最为尊崇的“文”这个谥号,才能表现出长孙皇后的盛德。
后世贤相张居正曾在《帝鉴图说》中称赞长孙皇后:
尝考自古创业守成之令主,虽圣明天挺,然亦有内助焉。观长孙皇后之于唐太宗,虽夏之涂山,周之太姒,无以过之矣。太宗外有忠臣,内有贤后,天下安得不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