奸臣
◇ 二府三司三衙——宋朝大背景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现象更加严重，整个华夏又经历了五十余年的混乱。直至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才逐渐结束华夏割据、混战、王朝不稳、社会混乱的局面。后世谈论宋朝，往往带着一种史观：宋代是汉、唐、宋、元、明、清大一统王朝中最弱的一个。
对于弱的见解，单独从政治上来看，这种观念是有一定道理的。
同春秋战国相比，秦汉的政治制度是一个大的建树，而隋唐较秦汉时期又是一个大的变动。但是宋朝在军阀割据结束之后的三百年内，完整继承了唐代的制度，即使为了统治需要，也只是进行了换汤不换药式的调整，在整个政治制度的发展长河中显得毫无建树。
因此在讲北宋与奸臣共天下之前，先要从大的国家背景下，通过政体与官制的调整来研究这群“偏房”政群借助官位的发展状况。同时宋朝的官职泛滥，为多数人头疼，借此篇以捋顺其发展脉络。
（一）宋朝政府原始组织架构
宋代继承了唐的三省、六部、二十四司、九寺、五监等中央官制。
中书省在宫内，门下省和尚书省均在宫外，后两者不再干预朝堂政事，唯独中书省直接领政事。
宋朝又有中枢机构为“二府制”，即设中书门下和枢密院两个机构。“中书门下”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又称“政事堂”，印文行敕曰“中书门下”，平时简称“中书”。
最具大权的宰相就是从中书省输出，但是宋代较前朝不同的是，中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令一直处于空缺状态。
北宋初年，宋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参知政事也被称为“执政”，这是宋太祖赵匡胤为牵制宰相而设置的。当时真正握有最高行政权的是“宰执”，所谓“宰执”，即宰相与执政之统称。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就曾任参知政事。
参知政事地位的提高，是宋代统治者削弱宰相之权的举措。同时，宋初宰相权力分为了三个部分，简单说来，中书治民，枢密治兵，三司理财，共同执行宰相职权。一面分化相权，一面又加强参知政事的地位，使其与宰相互相牵制，从而加强皇权的集中。
鉴于宋以前各个朝代宰相专断国家大权的乱象，宋代宰相的军事、财政、人事权都被剥离，很大程度上弱化了相权。在整个宋朝，宰相一律站而论政，相对于之前的“坐而论道”，备受尊崇的宰相地位大大被降低。以“尊王”为主体，宰相在宋朝初期为了表示拥戴君主的态度而谦卑不坐，往后逐渐演变成了“君尊相卑”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除了以上官职的划分，还出现了特有的差遣制度，致使宋朝真正管事的集中在差遣官内，其余各司的长官官职只用来领取俸禄、显示地位而已。
宋朝本身用得是重文轻武的治理手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制的弊端越发暴露出来，冗繁、重叠、庞大的官僚机构，给国家财政带来极大的负担，机构运行不畅，效率低下，影响政令运行和统治的顺畅。加上皇室侈费，冗兵日众，以及军事上对辽、夏用兵所需，这一切已使宋朝财政入不敷出。这又反过来影响到统治的稳固、机构的运行与军力的增强。改革庞大的官僚机构已势在必行，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改革官制、挽救国家的呼声。
（二）元丰改制
宋初，三省六部诸寺监这套中央行政机构中存在官员众多、名实不符等弊端。到了宋朝中期，神宗在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开始着手对官僚机构进行改革，这期间的机构调整史称“元丰改制”。
此次改制的核心是以保留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政的二府制为前提，恢复隋唐时期确立的三省、六部、诸寺监行政体系中各长官的实际职权。
政事堂依旧是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而原来代掌三省的部分职权又重新纳入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因此恢复中书取旨、门下复审、尚书执行的定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