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发展到后来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血缘和乡党关系，加上在职业活动中建立的私人交谊，胥吏之间既可相互援手，成就公事，又能结揽把持，牟取私利。在权力系统的交易过程中，用血缘关系进行权力转换历来是官场普遍现象。在清朝的官府衙门当中，最有价值的官亲就是俗称的“三爷”，指少爷（儿子）、姑爷（女婿）、舅老爷（妻兄弟），官员总会想方设法用和自己有着情感联系的人来充当胥吏，用人唯亲也就这么传承下来。
如果撇开直接的血缘关系，就如前文中讲的“铁打的官府流水的官”转换为“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当官不过三五年，但胥吏是一辈子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重视的不是微薄的聘金，而是手中强大的权力衍生出来的利益，于是有了“吏二代”的说法。胥吏之职在家族间传继，即便不是家族继承，也是同一利益共同体，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清末。
地缘的关联——
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
官吏之间往往通过认同乡、认同岁、认同年（同一年的进士、举人等），来扯上关系，这就是官场上所谓的“裙带关系”。裙带关系不意味着一定是穿同一条裤子，关键是能说那些“有用的废话”。既然官员之间都特别注意去拉扯关系，可想而知，胥吏之间的“裙带关系”有多重要。
中国古代社会中，乡土观念非常重要，在官场能转化为看不见的联系纽带。这种看不见的纽带非常重要，比如同治时期，曾国藩组织的湘军，其幕府中湘人籍就占到了四分之一。之后湘军将帅随着军事力量的壮大，手下很多湘人也成了督抚官员，形成遍布全国的湘军军事政治集团。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就如同把权力结果进行一系列的重组与分配，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皇权衍生下的一些大权由公共权力转化为私人权力。
都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冒金光。这种情况下，一个官职下面的胥吏全是一个地方的，例如清以前，在京师大小衙门中，其胥吏多为浙东绍兴人，在中央各衙门中，尤其是户部多吴越之人。绍兴人同乡意识浓厚，绍兴籍胥吏既然来自同一地域，就会有同乡间的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相互帮扶。
在当时，“绍兴师爷”一时间风头无两，官场当中流行着一句：“无绍不成衙。”自明代开始，有人去绍兴做官，朋友便对其鼓励，天下治乱在六部，六部的吏都是绍兴人，当时可见治理好了绍兴，也就治理好了天下。
胥吏之政缘关系——
这个不难理解，政缘是指因从事同一职业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血缘意识和地缘意识的泛化，胥吏通过职业活动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清代各级衙门中，胥吏人数众多，所办事务类似，有共同的利害存在，而且上下级衙门之间有垂直的行政联系，在频繁的公务往来中容易产生私交。
在没有血缘和地缘关联的情况下，政缘是作为社会人群交往，维护共同利益的最佳措施。因为关系网的复杂化，一人出现问题，那么势必会殃及整片池鱼，上有官官相护，下有小吏杂糅，一根绳子上的蚂蚱，岂是说没关系就没关系？胡体安这一案件背后的复杂性，其实就是这一个利益共同体非常明显的政缘关系的表现。
再举个例子，清朝有个灰色现象，叫作“捐纳监生”。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国家为了节省国库开支，政府开始批准甘肃等地的商民纳粮捐纳监生，解决当地的缺粮局面。什么意思呢？通常情况下，读书人需要经过层层科举考试，才能获得做官的资格。但是达官贵族不需要参加层层选拔，到乡试环节，直接给钱就可以买到监生的资格，参加乡试，这就叫“捐纳监生”。这就使得一些为商之人家里的富二代很快走上了仕途，再用仕途的权力来反哺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