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一件偷盗的小案竟然演化成了官官相护的重大恶性事件，民间舆论四起，社会舆论开始针对河南官府，强烈谴责这些“父母官”是“豺狼官”，京城之内弹劾李鹤年等人的上奏如雪花般飞进朝堂，这事终于惊动了深宫之中的慈禧。慈禧太后下令授权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彻查此案。最可笑的是这个河道总督梅启照接的是原河道总督李鹤年的班，梅启照手下的官吏基本就是原来李鹤年的旧属。梅启照再怎么想翻案，重新审理的结果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最终案件在几个不同层级的官僚手中承转，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闹到刑部尚书张之万手中才彻底处理解决。案件结果算是柳暗花明：白坐了五年牢的王树汶无罪释放，原镇平知县和南阳知府发配边疆，李鹤年和梅启照则被降级。作为案件主谋的胡体安却仍旧逍遥法外。
◇ 窥探清朝胥吏结党营私根源
嘉庆皇帝的“上谕”言：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
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
从中可以窥见到清朝正式官员的特色：少说话，多磕头。
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此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
因为清代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
只要皇帝一句话，马上奉为圭臬，写入条例。
这根本不是“流水官”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胥吏，堂官司员则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的政治怪事。朝廷各部如此，地方也是这样。
因此导致清代的胥吏畸形膨胀，单单是某个县城衙门的胥吏就达两三千人，此外还有许多编外的白役。
但朝廷也不可能花大量的钱来供养这些人啊。于是乎，出现了一个清代官僚体系中最有特色的一幕：清代胥吏地位很低，做不了官，但他们世代相传，把持了衙门的具体工作，很能用权力捞钱，从而发了大财。与此相对的，是京官之穷，在清代也是尽人皆知的。
这是所有朝代中，清朝最奇葩的一个特色。
清代胥吏群体是一个有着显著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的政治性群体，他们供职于各级官府，甚至子弟相承，世守其业，呈现出“权力继承”的失控局面。
血缘的继承——
早在说“封建”两字时，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世卿世禄制被废除后，当官的不能继承，唯独出现了胥吏能继承。
于是有人言：“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也支持该言：“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
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须回避。但是胥吏本身就不在体制之内，所以在胥吏的任用之上就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毕竟是自家人懂得自家人，何况这肥差不能流外人田。我们在电视电影中常常看到的现象就是某一官员去外地任职，身边总是带着自己的熟人班底——师爷和常随共同赴任。
费孝通先生讲，中国社会是讲究熟人社会的差序格局，就如同一枚石子投到水中，波纹一层层**漾开去，能够辐射的面积都能够牵扯上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