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在整个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最没有地位，有点类似当下政府机关临时聘用的没有编制的人员。这些胥吏不仅没有俸禄，就连办事的日常工具，什么纸墨笔砚等都得自己掏钱买。既然政治上面上不去，又被人看不起，还没有正式的俸禄，索性就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那就来点实惠的——贪污。所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腐败。
京师各部中，吏员最多、差事最肥的就是户部，因为所有地方的报销与税收事务都要经过户部，事务多，借机分肥的事也特多。
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竟然发生了户部书吏借军需报销向平叛凯旋的福康安索贿的事，而福康安为了尽快报销核算而不得不花两百万两白银贿赂小小的户部书吏。
但凡有利益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灰色生存法则，如果不懂得这种规则，就很难办成事。即便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也要按规矩办事。福康安本身也处在体制之内，这些花花肠子的潜规则他一定不陌生。福康安报销的军费开支应该算所有报销项目中最庞大的开支，报销过程中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没有赏钱来疏通关系网，打通各路菩萨，说不定层层压制，拖个两三年也是有可能的。这笔灰色收入关系着一整个权力集团的利益，也还不仅仅是一个小文吏的事儿。
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说，报销这个事无异于胥吏核查审计，然后交到有关部门签字，走一个过程，其实都是虚的。这些有关部门的领导哪有闲工夫去审核这些无聊的数字，通常是文吏做好账目，负责的官员大笔一挥“同意”，这事儿就算过了。所以辗转来回，审计和批驳的权力又回到了胥吏的手中，他们才是决定着这笔军费是否能够成功报销、报销时效是多久的关键点。
这样就造成了吏虽不在体制内，却在帝国各项事宜的关键环节决定生死的情况。最终的博弈结果就使得福康安这个皇帝面前的第一红人不得不做出让步，拿出重金来加快报销流程。
从这样一件小事上我们可以看出胥吏已然操控着国家很多关键流程的命脉，不仅在福康安一人身上发生，在帝国的各个角落都存在这样的事故。特别是占据肥缺的官员之下，权力衍生的权力就越强大，他们将这些权力的枝节无限地伸展到帝国的每个空隙。
针对这么混乱的胥吏祸乱，晚清时胡林翼就说：
“大清律易遵，例难尽悉；刑律易悉，吏部处分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吏部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
“六部之胥，无异宰相之柄。”
难道皇帝不管吗？
俗话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这些胥吏的为所欲为、贪赃枉法难道在皇帝眼中不算事？就任其腐蚀这个帝国的基底？归根结底，事实上最大的利益获得者是皇帝本人。
因为权力系统本身就是利益传输的管道，就是所谓的有权就有钱。皇帝发布的制度在传输过程当中，自上而下会随之缩减，到达最底层的时候，这些制度就已经无法约束权力操纵者膨胀的欲望。拿惩治贪污一事来说，皇帝惩治的第一人选永远是事发事件的领头人，即便祸连四端，也很难影响到最底层的胥吏。这群“打不死的小强”抱团抵抗，制度对其的威胁性变得非常孱弱。何况他们也不在体制之内，没有拿政府的俸禄。再说了，自下而上的反馈过程正是有了利益的润滑，才显得办事的效率很高。
在这官僚机器的运转过程中，就连乾隆皇帝自身都参与到博弈局中来，皇帝接受朝中大臣的“贡品”，那大臣接收下一层级的“贡品”，达到最底层，权力给了胥吏，贪污的机会也要给到胥吏，环环相扣，胥吏的为所欲为竟得到皇帝本人的默许。同时皇帝只要一搞肃贪风暴，比如惩治贪官，最终抄家所得，就会全部归给国库，也就是皇帝自己。
权力催生了腐败，腐败四散蔓延开去，给了胥吏敲诈勒索、影响社会的机会，而这个罪魁祸首，却是皇权的拥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是皇帝自身赋予了他们这些胥吏狐假虎威的机会。
◇ 小吏也能翻大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