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皇帝都要贿赂内阁大臣，不就是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嘛。
虽然通过贿赂内阁大臣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的限制作用。故有批驳：“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因为职权的空前放大，这些内阁大臣们逐渐派系林立，各成一体。同时对于诏书的实施也得经过内阁，职责第二条就讲过内阁大臣有不奉诏、封还的权力，致使内阁和各部僚的联合对皇权起到了一定限制作用。皇权虽高度集中，又在另一方面被层层限制。
随着皇帝对文官群臣的不信任，捡到大便宜的就是当时的宦官。宦官权力的卷土重来，说明钳制内阁的另一股力量也随即出现。
内阁制度放在朱元璋和朱棣这种“老黄牛”身上是难出纰漏的。可是后期长在深宫中的皇帝们由于贪于逸乐，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严格按照制度办的时候很少，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的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
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明代内阁等制度在皇帝完全怠政时受宦官影响很大，“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明朝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内阁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即使是到了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尤其是到嘉靖皇帝和万历皇帝这样的被历史学家称之为怠政慵懒的皇帝时，政府也能正常运转，不至于使国事荒废。
也正是因为有了内阁制这一有效的体制，使得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得以以一种较为安定的模式运行下去，让明朝延续了两百多年之久。
但制度本身还是得靠人去运作，再好的制度用在坏人手里，也会加速这个朝代的灭亡。
内阁制度设立后，如果皇帝怠政，首辅也将几乎完全掌握国家的大权。他们又会怎么在这新一轮的权力斗争中叱咤风云？
◇ 世人笑我太疯癫，恰我严嵩看得穿？
小人世所恒有，不容概被以奸名。必其窃弄威柄、构结祸乱、动摇宗祏、屠害忠良、心迹俱恶、终身阴贼者，始加以恶名而不敢辞。
——《明史·奸臣传》
在《大明王朝1566》中，对于严嵩的评价仅有十二个字“大智若愚，大伪似真，大奸似忠”。
身为内阁首辅的严嵩被列入了明朝奸臣行列。
对于奸臣的界定，自古以来标准不一。或许干的任何事、用的任何人都不瞒着皇帝，这便是忠。也或许先国而后己，先公而后私，这便是忠。在严嵩身上，为皇帝遮风挡雨，这便是忠。严嵩宣称的“忠”把他和皇帝捆绑在一起，进退与共，荣辱一体。
这不但瞒过了皇帝，也瞒过了观众。观众大抵以为误国误民皆是因为嘉靖欲壑难填，而严嵩不过是“逢君之恶”罢了。若如此说来，他又是一个“替罪羊”？
严嵩的父亲久考未成，便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悉心地栽培、教导。严嵩五岁在严氏祠启蒙，九岁入县学，十岁过县试，十九岁中举，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后被授予编修。后来严嵩得了一场大病，迫使他退官回籍。期间，严嵩在袁州府编撰府志。在严嵩退官的十年，正是宦官刘瑾权倾天下之时。
刘瑾被灭后，严嵩北上顺天，正式复官，此后十年，先后在北京与南京的翰林院任职。
嘉靖皇帝即位后，沉迷道教，对政事漠不关心，朝中事务皆交由朝臣处理。礼部尚书夏言得到嘉靖的宠信，又是严嵩的同乡，严嵩便拼命讨好夏言。
嘉靖十五年，严嵩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嘉靖皇帝重视礼仪，所以礼部尚书在部院大臣中地位显赫，往往成为进入内阁的阶梯。
嘉靖从中年以后就开始一心扑在修道成仙上，朝也不上了，龙袍也不穿了，天天穿得跟道士一样，在家里修道炼丹。
他还希望内阁大臣们也沾染一下道家的仙气，于是有一次召见内阁大臣的时候，送给每个大臣一个礼物——一顶自己亲手做的青叶冠（一种道士的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