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是自卑情结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人一旦患上了焦虑症，什么离奇的事情都可能做出来。他也许老想有人陪伴左右。果真如此，他就算成功了。他需要别人不断的支持，并因此霸占着别人的时间。至此可以看出，自卑情结成功地转化为优越情结。人人都必须为我服务！在让别人服务的过程中，神经症患者体会到了优越感。精神错乱的人身上也会表现出类似的特点。当自卑情结导致的自我封闭使他们陷入困境时，他们便把自己想象成伟人，并以此获得一种虚幻的成功。
在所有与自卑情结或优越情结相关的案例中，无法通过有效的社会渠道发挥作用都是由于个体缺乏勇气所致，而勇气的缺乏又让他们偏离了正常的社会渠道。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认知上的偏差，而认知上的偏差又让他们无法理解社会渠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所有这些都在罪犯的行为中得到最清楚的说明。这些罪犯都是非常自卑的人，通常是既懦弱，又愚钝。作为同一种倾向的两个方面，他们个性方面的懦弱与社交方面的愚钝合二为一。
我们可以按照同样的思路对酗酒者进行分析。酗酒者总想摆脱困境。然而，由于内心十分懦弱，只能通过消极的方面寻求满足。
这些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观念与社会共识截然不同，而社会共识是正常人积极勇敢的人生观的一部分。比如，罪犯不是为自己辩解，就是把责任推给他人。他们抱怨工作条件差，待遇也不好；他们一会儿说社会很冷酷、没人支持他们，一会儿又说当时实在是饥渴难耐、不由自主。在审判中，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借口，为自己的罪行开脱，就像谋杀儿童的希克曼一样，妄称“这都是上天的旨意”。再比如，另一个杀人犯在被判处死刑时说：“我杀个孩子怎么啦？世界上孩子多了去了！”更有甚者，一名所谓的“哲人”竟然宣称：“世界上有那么多有用的人在挨饿，杀个有钱的老太婆算得了什么？”
这种逻辑不堪一击。正如缺乏勇气限制了他们对目标的选择一样，他们的整个世界观都受到无益的社会目标的制约，因此，他们不得不时时处处为自己正名。相反，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生目标是不言而喻的，无须任何理由，无须任何解释。
让我们用几个临床案例来说明一下社会态度和社会目标是如何走向反面的。第一个案例是个女孩，年龄在十四岁左右。她生长在一个诚实的家庭里。父亲非常勤劳，只要有一丁点力气就干活养家，可是，后来他病倒了。母亲是贤妻良母，非常疼爱自己的六个孩子。家里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孩，非常聪明，只可惜十二岁时就去世了。第二个女孩身体不好，但后来康复了，并且，找到了工作，努力挣钱贴补家用。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角。她身体很好，没病没灾。由于母亲一直忙于照顾另外两个生病的孩子和自己的丈夫，所以，很少顾及她。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姑且叫她安妮吧。安妮还有一个弟弟，虽然也很聪明，但是身体虚弱。结果，安妮发现，自己夹在了两个备受宠爱的孩子中间。她觉得父母好像并不怎么待见她。父母对她的忽视让她感到十分压抑。
然而，安妮在学校里的表现却可圈可点。她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因为成绩优异，老师建议她跳级。结果，不到十四岁她就上了中学。在那里，她遇到了一位不喜欢她的老师。也许一开始她的表现便不尽如人意。后来，由于得不到赏识，她的成绩越来越差。以前，她深受老师赏识，所以，什么问题也没有。老师对她的评价都很高，同学也都很喜欢她。但是即便如此，个体心理学家还是可以通过觉察她的朋友圈发现问题。她总是指责自己的朋友，总想控制他们。她想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刺耳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