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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杯酒释兵权和“半部《论语》治天下”后，重文轻武一直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宋朝军队数量虽然多，但军队由文官统率，作战时“将不识兵，兵不识将”，很难发挥军队战斗力。在对辽朝、西夏、金朝以及元朝作战中，宋朝一如既往是败多胜少。

宋朝文人孱弱，但文人出身的名将名相多。为了天下安危，他们赴汤蹈火，全力以赴去奋斗。寇准抗辽为文人治国树立典范。

寇准是进士出身，因大胆进谏，受宋太宗赵光义器重。赵光义死后，赵恒当皇帝。辽朝趁机发起大规模进攻，边境告急文书频传。在危急时刻，寇准出任宰相。

边境警报不断传来，朝廷高官大多惊慌恐惧。有人主张迁都避敌，而且还争权夺利。例如，家乡在江南的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迁都到金陵，家乡在四川的枢密副使陈尧叟主张迁都到成都。赵恒惶恐不安，无心抗敌。寇准驳斥王钦若、陈尧叟等人，鼓励赵恒“进则士气倍增，退则万众瓦解”，并陪赵恒一行到澶州。宋军士气大振，击杀辽军先锋萧挞览。辽军遇到挫折，兵锋锐减。

宋辽议和，签订澶渊之盟。澶渊之盟解决辽宋之间的边境问题。宋辽边境再没发生大规模边境战争，边境的贸易却发展起来了。

范仲淹曾经积极评价过寇准在澶渊之盟中的独特贡献。事实上，范仲淹也是宋朝文人典范。看到重文轻武带来社会弊病，他不畏惧守旧派反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自己，举起革新大旗，改革图强。

范仲淹博通儒学，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长时间做地方官，对社会弊端一清二楚。1028年，范仲淹因《上执政书》，主张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受到宰相王曾欣赏，被调入朝为官。不过，他秉公直言，得罪了吕夷简。他与吕夷简之争逐渐由政见不同演变成党派之争。

范吕之争，牵连非常广泛，也非常激烈。范仲淹被罢黜，吕夷简也被免职。赵祯下诏禁止结朋党。后来，范仲淹因在边境立大功，再次受到赵祯重用，当上参知政事。范仲淹再次请求针对社会弊病改革，又遭人指责朋党。朋党是皇帝的死穴，不能触及。范仲淹被贬黜，直到死去。

范仲淹改革得到王安石推崇。王安石称范仲淹是“一世之师”。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提议变法，第二年正式推行新法。新法有均输法、青苗法、保甲法、保马法等。

新法颁布后，王安石还提拔支持新法的吕惠卿、章惇、蔡确等人，让他们一起参与实施新法。王安石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但是，新法也触犯了保守派利益。于是，改革派与保守派展开了激烈论辩及斗争。

王安石变法弊端显现，加上灾害频繁，社会出现动**局面。反对派趁机上书论新法过失，请求撤掉王安石。皇太后也被保守派鼓动出来，向皇帝哭诉“王安石乱天下”。赵顼动摇了，免除王安石相位。变法派内部随后出现分裂，新法很难继续推行下去。

赵顼死后，赵煦继位，高太后听政，任用司马光当宰相。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流传青史，不过在认识宋朝弊端以及改革精神方面，始终不及王安石。

当然，寇准、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宋朝文人精英。他们都为宋朝安危和前途在努力奋斗。只不过，他们的角度有所不同，面对社会弊病看法不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