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臧式毅等，既消极又热衷的那群汉奸，则是既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刺刀威力下丧失了魂魄，成了甘凭摆布的行尸走肉，同时对于网开一面的日寇，又抱有一种“识时务”的态度，结果是只要能保住性命、巩固汉奸政治地位，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主子对其他的汉奸则采取了不肯得罪人的八面光的态度，所以不管是帝制也好，临时政务委员会制也好，执政制度也好，五色旗也好，甚至黄龙旗也好，是一概不把它们放在心上的。
至于为了向上爬奔走了半辈子最后当上汉奸大官的张燕卿、谢介石，以及在当时以“大和民族宠儿”自居的赵欣伯，还有在“九一八”日寇侵占东北，以伪交通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替日寇大卖力气，得到日寇宠信的丁鉴修，想要借助日寇势力去从事蒙古“独立”活动的凌升或是想要借着和日寇有所谓老交情又有前清封建余孽、贵胄本钱而来个浑水摸鱼，尝尝“中兴皇帝”滋味的溥伟等，可以说是没有一个不抓住了他们各自的日本朋友的大腿不放，想要在这个群狗争食的场面上，大显一下自己的身手，而向着各不相同的方向，力竭声嘶地叫吠着奔走着。
从这些卑鄙丑恶得使人不忍卒睹的种种怪现象中，一方面固然清楚地反映了这帮毫无民族气节的民族败类的罪恶本质来，同时更可以充分说明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毒辣的丑恶面目和手段。这些叛国投敌分子之所以能够形成了这种百鬼昼行的黑暗局面，归根结底，是日寇以华制华、一贯侵略政策的具体表现。
还是先拿我来说，为什么日寇欢迎我到日本公使馆去住，为什么又把我弄到天津日本租界去做寓公，为什么用尽了阴谋诡计又把我从天津运到东北来？这不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在多少年前，就安下了侵略我国的祸根和给我埋下罪恶伏线吗？
对于张景惠也是如此，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要交给他三千支枪，使他组织伪警察队，为什么要把他架弄到“四巨头”的首位上，为什么要拿金钱职位来钓取他，这些罪恶活动，也都不是偶然的事。
对于于冲汉也是如此，不也是远从张作霖军阀地方政权时代起就和他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地盗取了我国鞍山的地下资源，到了“九一八”以后更以巨额金钱和高官作为换取他出卖民族的饵食？真是在数十年的一贯方针下，在喂养着他和拉拢着他，早就拿他当作了侵略野心布局上的一个有用基石。
对于熙洽也是既用武装的威力先夺去他的胆子，又利用我来勾引他的心，最后则是用手枪的直接威吓和利用过去在日本士官学校的所谓“师生之谊”来做整套的“驯兽”工具，终于把他制得服服帖帖，使他在伪满十四年中起了极其重要的罪恶作用。
又如对于袁金铠和臧式毅等也都是尽量地利用了他们的过去地位和名声玩弄他们于股掌之上，有的则是用利禄来羁縻、引诱，有的则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先把他抬出来，然后再使他的最亲信的分子去分化他的势力，或是使用下马威的恫吓老办法先挫一下他的旧日威风，然后更利用“饥则附人”的养鹰原理给他开个鸡肋式的方便之门，叫他既不失原来地位，又不能抓住实际的权力……诸如此类，就是日寇一贯利用操纵汉奸的所谓有效的驾驭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