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辛亥革命与清朝封建统治势力的崩溃
自从义和团人民伟大运动在我国北方展开以后，首先是洋务派官僚如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辈，便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把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反动卖国政策公然地实行出来，形成了“东南互保”的奇怪局面。跟着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也因为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痛打，便也随风转舵地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和洋务派合作起来。于是，这些反动统治势力就更进一步地配合着外国侵略军队，内外夹攻来镇压起义的人民了。
当帝国主义各国在一九〇〇年共同派遣侵略军到我国来的初期，曾经大喊大叫要用武力来瓜分我国，但由于中国人民在这一反帝伟大斗争中表现出民族团结的巨大力量来，它们不得不把各自的如意算盘重新另打一遍；更由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因为分赃不均的问题，已由同床异梦的矛盾，逐渐扩展到争食相咬的地步。这时，美帝国主义害怕各国乘机把它们的势力圈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使自己的侵略利益受到排挤，就把保持中国领土完整及行政完整的挂羊头卖狗肉的骗人幌子挑起来，达到“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分赃目的，于是，把维持清朝反动政权来作为“以华治华”的新侵略方针了。
《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不独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越发暴露无遗，就是清朝反动政府的卖国殃民本质，也同时暴露得清清楚楚。再加上九亿八千多万两的庚子赔款以及一连串随之而来的丧权辱国条约，等等，就越发激起广大人民的无比义愤。
除了《辛丑条约》后的大赔款，尚有各个地方对教堂教民不计其数的地方赔款也都随之而来。难道说这些赔款都由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身上拿出来吗？难道地方的官吏能够自己拿出来吗？不是的，仍然是从广大人民身上去想办法。这些都是通过榨油式的苛捐，敲骨吸髓式的苛税，从人民群众中硬挤出来的。
跟着，日本和帝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又在我国东北打了一年零七个月（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的分赃不均的仗。可是当时的反动清朝政府，却眼看着外国的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着不可容忍的战争，眼看着自己的同胞在两军炮火之下纷纷丧失生命，在两支外国侵略军的**之下，我国无数人家的田园庐墓化为灰烬，一家老幼妻离子散，颠沛流离，而不知羞耻地宣布了中立。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竟会在清朝政府的唾面自干政策下，堂而皇之地做了出来。并且还在这种无理取闹的战祸结束后，清朝政府更恬不知耻地承认了打赢了的强盗——日本来继承帝俄在我国东北的种种非法利益。不但如此，清朝政府还变本加厉地给予这个殖民地的新“主人”以窃据我东北的种种新权力。
再加上这个腐败透顶、反动到家的清朝统治政权，在这样的坏事做尽、脸面丢尽的情况下，反而要一箭双雕地既想借着图谋自强的机会来敛财；更想借着这个机会来增强自己镇压人民的武装力量；同时还可以借以缓和一下国内的尖锐阶级矛盾，于是就耍出来一连串假维新的卑鄙花招，想来缓和一下国内人民的仇恨心理。例如，什么编新军、废科举、办学堂、派遣留学生、颁布商律，以及后来的准备君主立宪，等等，便都成为筹饷理财的好借口，而越发加紧了对广大人民的无情压榨和多方欺骗。
广大人民就是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势下，在各地纷纷展开了抗捐拒税的正义斗争的，例如一九〇二年刘永清、景廷宾领导下的河北广宗人民的起义，一九〇三年广西人民的反抗捐税的农民起义，一九〇四年在夏廷义领导下的乐平人民的反捐拒税群众性大运动，等等，都和百川汇海一般，集结成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伟大革命斗争洪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