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胎心、异物及其他》
当我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后，那个儿时已有的毛病便加重了。此疾叫“走神儿”。小时候好动，症状倒不算明显，这些年日趋“恶化”，到了几乎被人目为无礼的地步。比如与人聊着天，不知不觉就充耳不闻，眼神涣散，失了应答，除了口角没流哈喇子，已与痴傻无异。
病发之时除了容易惹亲朋不快，另有一桩恶果就是把腿坐麻，因为通常我蹲在马桶上的时候此病最是高发。可我是很珍视这病的。因为以上是坏处，对于一个越来越活在自我中的自私鬼而言，也不大在乎别人怎么看我。它带来的好处堪称浩瀚，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也不为过——
我大部分小说之诞生，就是托了这“斯人之疾”的福，走走神儿、发发呆，一个念头就此萌生，再养些时日，念头自会生长，渐渐就眉眼手脚俱全，像个活物了。抓耳挠腮的，单等我把它写出来才安生。
走神儿也好发呆也罢，说到底就是胡思乱想。上帝照祂的样子造了人，万物中单单给了人类可进行独立、缜密思考的大脑，必是有原因的。我为此而感激祂，并在灵魂层面皈依祂。不过我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教堂，一次清凉的洗礼，能让我胡思乱想，我就俯首贴耳，甘当汝之子民。
听到过一种说法，文学无疆界，作家无祖国。我的另一层理解是：写作者是没有思维疆域的，天职就是去开疆拓土、攻城掠地，世间万物、宇宙洪荒，无不在他脑中，也就无不在他笔下。据我说知，有些写作者最初都是挖掘自己的记忆之矿，我也不例外。然而矿藏有限，挖得差不多了，难免会枯竭，而记忆的丰厚与时间的迁演又是成正比的，想透支而不得。愁。不独青年作者，伟大如加西亚·马尔克斯，写完《枯枝败叶》后也陷入了寅吃卯粮的困境，笔滞神塞，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万念俱灰之下跑到墨西哥找辙，多亏好友、同为作家的阿尔瓦罗·穆蒂斯扔给他一本小书，就此胡安·鲁尔福为马尔克斯“开了颅”，薄薄一本《佩德罗·巴拉莫》，犹如在他脑中放入一万匹天马，撒着欢儿驰骋一番后，《百年孤独》方自他笔端流泻而下，奥雷利亚诺和阿卡迪奥们才开始了他们的奇幻人生。
伟大如加缪也发过愁，后来一本《邮差只按两遍铃》出现了，在他脑袋里按响了第三次门铃，门开了，《局外人》的开头诞生，默尔索身上就有了弗兰克的基因。詹姆斯·M.麦凯恩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加缪完全没法比，可是这并不妨碍一个二三流作家启发一位超一流作家。
至于我，也曾有过对记忆之矿被挖空的恐惧，但很快就过去了，有胡思乱想和好奇心这两件利器，就不愁没的写。譬如过去读《史记·刺客列传》，对秦舞阳就大感好奇。太史公写了荆轲的死，却只提到了秦舞阳献地图时的“色变振恐”。由此奇心大发，不用说，秦舞阳铁定是死了，可我想假如我就是这个少年成名的杀手，十二岁就“人不敢忤视”，却最终在史册中落了个（上尸下从）货的名声，想必心有不甘。这一萦绕多年的念头，最终变成了《晚安，秦舞阳》（收入拙著《寻欢者不知所终》），一个西西弗般的灵魂徒劳地给自己正名的故事。再比如我的另一个短篇《海鳗与石斑鱼》，其源头就是某日我偶然读到卓别林的传记，这位喜剧大师昔年曾视有声电影为仇雠，咬牙切齿，恨不能骂到它失声。后来因为有声电影的潮流已不可逆，且自己的经济状况已初现拮据，才不得不与时俱进。这篇小说，正源于这次阅读。
《异物》一文，是由交叉叙述的两部分构成。聪明如你或许业已发现，单数章节的故事似曾相识，猎枪爆头——是不是有几分像海明威最后的归宿？那个叫H的人，当然不是海明威，海明威死前并未老年痴呆，他妻子当然也没有像文中那样，导演了一场苦心孤诣的戏。那最多是我想象中的海明威，一位可以活在浑浑噩噩中，却在清醒后，意识到自己丧失了写作能力之时，毫不犹豫杀死自己肉身的作家。偶数篇中，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灵魂，附体在一个当代中国人身上，于是后者谋划了和昔日安德森相似的逃离方式，摆脱了家庭、亲情以及财富的桎梏，走上以写作寻找自我的路，亲身主导了一次意义重大、却不知结果的流亡。
真实的安德森成功了，逃离后的他写出了传世之作《小城畸人》，并影响了后辈福克纳与海明威。而虚构的安得林、前者的中国镜像是否也成功了呢？作为写作者，我给不出肯定的答案。对我来说那并不重要。
其他篇目，《美颅》始于一个师兄们讲给我的真事，在我读书的那家医学院的女生楼上，有位师姐在一个阳光炽烈的午后纵身跃下，师兄说有人曾亲眼看到死者在五分钟前刚刚晾晒了衣服。多年后，这位我不知名的师姐成为了我的写作素材，愿她在极乐世界过得好。《锁》则完全源自恐惧，某日我读到一则新闻，一个人独自住在某大城市的出租屋中，当他死去一个多月后，才被发现。那天我坐在电脑前，想象着自己的死，想象着自己将用尸臭来召唤嗅觉灵敏的邻居……最终我把那种恐惧和难以言说的哀伤变成了一篇小说，可我并没有因此而摆脱它。
于是我越发感激写作，写作不足以超越生死，但这个行为本身可以让人减少死亡给人带来的恐惧，可以让我就此从容下来，去窥测自己与他人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