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创伤后成长。几乎所有能想象到的生理和心理创伤，包括暴力、虐待、事故、自然灾害、恐怖袭击、危及生命的疾病，甚至长期的空间恐惧，都能够带来创伤后成长。在那些生活于持续压力下的人中，比如照顾发育失调的孩子、受脊柱损伤折磨、工作中要应付痛苦事件、罹患慢性疾病，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甚至经历过最恐怖事件的人，比如强奸受害者和战争囚犯，也汇报过这类成长。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许多文化和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挪威、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俄罗斯、印度、以色列、伊拉克、中国、日本、马来西亚、泰国、智利、秘鲁、委内瑞拉等，在这方面都有记载。
当人们描述如何从创伤事件中成长时，他们谈到了与纳尔逊夫妇类似的改变。以下是一些最普遍的成长方式：
·觉得与别人更亲近，对他人更有同情心；
·我发现我比自己想象的更强大；
·我觉得自己的生命更有价值了；
·我有了更强的宗教信仰；
·我为自己的生活，建立了新的路径。
创伤后成长的普遍程度很难估计。然而，它绝不罕见：74%经受过恐怖袭击的以色列年轻人，83%携带HIV/AIDS病毒的妇女，99%工作中必须面对痛苦的救护车司机，都汇报了这类成长。2013年一份关于创伤后成长的研究宣称：“成长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才有的偶然现象。”
创伤后成长，并不意味着人们从痛苦中反弹，再不为创伤所动。人们看到自己或生活的积极改变，并不表明他们不再痛苦。实际上，对同一个痛苦事件，人们一般既说有成长，也说有伤害。2014年针对42份研究的分析甚至发现，创伤痛苦越严重，越预示着更大的成长。这使得许多研究人员相信，创伤后的痛苦与成长不是分离和孤立的现象。相反，他们认为痛苦是成长的引擎，它驱动了引发积极改变的心理程序。
詹妮弗·怀特就是这样的例子。2011年7月她妈妈琼尼自杀去世时，她才23岁。母亲去世两年后，她依然在痛苦中无法自拔。她将母亲的骨灰撒在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池塘里，接受心理治疗，加入支持性团体，参与关注自杀的游行。但她依然生气和痛苦，不断纠结说自己原本可以阻止妈妈的死，急切地想用某种方式，再和妈妈联结。
有一天，怀特看到有人在招募志愿者，粉刷洛杉矶的一所小学，她当时正住在附近。这个招募启事令她想起父母当年相遇的故事，那是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约翰·希利医院。她妈妈是护士，她爸爸在那里的外科实习。两人见面当天，妈妈正在做志愿者，往儿科诊室的墙上画《芝麻街》人物。为了和母亲更亲近，怀特报了名，要帮助粉刷学校。到了现场，她被分配到一份最不起眼的任务，刮掉工业壁炉上的旧漆，壁炉占了建筑的半面墙。怀特用一把小刮刀铲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别人都去吃午饭了。完工之后，她帮忙将壁炉漆成了明亮的蓝色。
怀特觉得自妈妈死后，在那几个小时里，她与母亲靠得最近。“我感到她在那儿，”怀特说，“那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是母亲离开后第一次，她感到还有希望与之保持关系，即使她永远离开了。
那天是怀特的转折点。之后不久，她发起了希望工程——一个帮助人们策划服务项目，以缅怀逝去亲人的小组织。她在东哈莱姆区组织了社区园艺项目，策划了去洛杉矶动物收救所照顾小猫的一天行程，给在军队服务的男女送关怀，还为住在堪萨斯州美国癌症希望村的患者打扫卫生和做饭。怀特帮忙募集资金支付服务项目的费用，邀请被缅怀者的亲朋好友参与。她说目前运营希望工程的生活，较之以前在洛杉矶做演员的日子，简直是180度的大转弯。
虽然对这些改变和发现的意义心怀感恩，但怀特很快指出，这并不能消除母亲离世造成的痛苦。“我更爱现在的自己，但并不意味着我不希望她活着。”怀特说道。她很审慎地指出：“不是说妈妈的死是好事，而是我从中发现了一些好处。”
这是一个重要区别，是理解苦难怎会使你变强大的最重要事情之一。创伤后成长的科学，不是说苦难本身有好处，也不是说每个创伤事件都能带来成长。苦难里有好处，成长的源泉是你自己——你的优势，你的价值观，以及你选择如何应对困难。它不属于创伤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