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一件事。几年前，某家传播公司挂电话来：“我们制作部经过讨论，想邀请你与另一位男作家到美国出外景，拍一支汽车广告CF，你有护照吧，下礼拜出发！”他的“叙述语气”仿佛我是他们旗下的小模特儿。
“慢点儿，你们怎么会‘独具慧眼’挑上我呢？”
他舌灿莲花，非常具有煽动力，把我说得像百年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结论是：脚本里那位高雅、哀怨、矜持地坐在男士身边的少妇人选非我莫属。
少妇？还哀怨！“慢着，你一定没见过我，我长得很猴的！”
“呃……是没见过！”
我非常详细地描述自己的“猴崽”样：比邓小平高一点、瘦得邪门、短发、粗眉、小眼、塌鼻、阔嘴巴……他没吭气儿，最后，我很“开心”地自行了结：“如果你们要拍儿童食品，我倒是蛮恰当的！”
有很多原因促使他们找我，譬如：第一、二、三人选不克成行；找作家拍广告满鲜的，有卖点；我在他们印象中“薄具名气”……不管如何，全部与作品无关。
文字工作者，除了稿纸上的书写活动外，任何公开活动既无法增添“作品”本身的活力，亦不能灭其意义。然而，在传播势力高涨的现代社会，除了担任本行职能，我们不断被拉入一套运作成熟的“公共关系”系统，包括：新书发表会、座谈、采访、演讲、上电台、电视介绍作品，这些首轮活动，有的稍微与本行扯上关系，有的已经是本行附加价值的使用了。再来，上电视综艺节目担任歌唱评审、观赏试片写推介、某家公司开幕剪彩、抽奖活动的贵宾、主持娱乐性电视节目……这些第二轮活动依据首轮活动附加价值进行再利用。第三轮，当然不乏拍广告，演电影、电视、唱歌……一夜间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明星”，依据的是第二轮附加价值的再使用。然后，回不去稿纸。因为，稿纸（作品）已经变成宣传的背景资料，以此突显其特殊性，满足制作群、观赏者的好奇心，大家“用”得很过瘾。当然，聪明的人也懂得“反利用”，挟带媒体宠儿优势，不管他写了什么书，不难跃进畅销排行榜。
这里没有对错、是非的判断，完全是社交上“自我选择”的问题。作家自行决定他要留在稿纸上摒除一切活动，抑或原则性地选择首轮活动的部分项目，还是食髓知味地二轮、三轮扩张下去！有一个事实是，参与的活动愈多愈广，相对于创作生命、作品书写而言也愈危险。当然，如果有志往消费型通俗作品进军，前面所说的危机则恰好是转机了。
从书房内的“寒士”摇身变成影视界“秀才”，丢得愈多，得到愈多，得到愈多，一无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