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誓，我是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可悲的是，没人相信这话。那些自诩是亲密战友、终生良伴的好友们一听到我的论调，总会破口大笑，不择手段地讥讽我的信仰。我现在悔悟了，好朋友就是上天派来打击你的密探。
所以，当某杂志的编辑小姐向我邀稿，写什么“面对新世界的新心情”时，（她显然情报错误，才下这种乐观进取、让人手舞足蹈的题目给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基于朋友应互相欣赏、支持的铁律，很乐意当“消防队员”；另一方面，昧着良心强颜欢笑去写乐观心情有违我的原则。（还好，年纪愈大“原则”愈弹性！）我的确答应准时交稿，我的确没交稿。在第三通催稿电话中，她温柔地质询着：
“你不是说很乐意当‘消防队员’吗？”
“原则上是，”我说，“可是忘了讲下半句，我常常会变成‘拖星’！”
“拖星？”她的语气仿佛在质疑一根泡湿的火柴棒还能发出火焰吗？
“拖稿巨星，这是编辑行话，专门指那些坏胚子作家。我可以教你怎么算出每个作家的‘拖稿率’！”
她显然对这不感兴趣，只关心什么时候交稿。
“明天的明天一定交，再不交，我就是小狗！”
这时，她讲了一句令我痛不欲生的话：
“你变成小狗，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相信她将是非常优秀的编辑大将或一流的讨债高手，因为缺乏同情心。而我除了乖乖交稿，再也不能耍出“你罚我跪汽水瓶盖、你租流氓揍我算了”之类的赖皮伎俩了。
（挂电话之后，我有三秒钟“被迫害”的沮丧感，于是立刻拨电话给欠我稿子的W君，以资深编辑的口气说：“三天之后，如果我没有看到‘您’的稿子，您知道狼牙棒的滋味吧！”讲完后，通体舒畅。）
于是，我想到一个人。
有个朋友，如我们所知的悲惨通俗剧的男主角，他不小心住在台北，不小心结了婚又不小心生了两个嗷嗷待哺的可爱儿子又不小心贷款买了车子、房子（什么子都有，就是没银子），最要命的是，他还不小心是个诗人。浪漫是非常可怕的东西，使他像对统一发票一样每逢单月就发作一次，不小心加重肩头负担。除了在一家小公司上班保有固定且微薄的薪水之外，他也在两所专科学校兼课，又每周飞东、西、南部补习班教数学。他在飞机上写诗，诗愈写愈短（接近俳句），人愈来愈胖。而且由于飞机坐太多了，每当他想运动时，就不小心做出空中小姐示范穿救生衣的动作。
在一次夏季海滩之旅，我看到他穿一件非常鲜艳的印着凤梨、西瓜图案的夏威夷衫，框个大墨镜，大八叉仰卧沙滩上正在哼《离家五百里》那首老歌，捏扁的可口可乐罐很委屈地歪在肚子上像个怨妇。他哼两句，唱一句。我突然觉得整个海滩都不对劲，也许是炙热阳光照在凤梨、西瓜衬衫上令我不耐烦，也许那首老歌勾起潜意识底层某些不愉快的记忆。我站着看他，仿佛看到他的美丽妻子正与两个可爱儿子手拉手站在他的头顶上空跳舞。（仔细看，还看到他的老爸老妈、岳母岳父、小姨小舅……）他继续唱一百里、两百里、三百里……我又突然想起加缪《局外人》中海滩、阳光、枪杀阿拉伯人的情节。（如果手上有枪，说不定会在不可抗拒的蛊惑下枪杀一个正在哼《离家五百里》却丧失离家资格的墨镜诗人，他的歌声太像在对命运之神诉苦，而我责无旁贷地应该是拯救苦难同胞的狙击手！）
我坐下来，继续啃义美红豆牛奶冰棒。（很遗憾它不是枪。阳光是冷的，冰棒是烫的。我讨厌冰棒。）
于是，像通俗剧的发展，我开始跟他“拉擂”。（聊天、扯皮、搅局、调戏之意。例如：海基会与海协会正在“拉擂”两岸事宜；老板与总经理正在“拉擂”加薪比例。）
“嘿，墨镜诗人，什么时候出诗集？”
他这才发现我，坐起身，褪下墨镜，抹一抹眼屎，弹个花指，又戴上：“没人肯出。”
“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