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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是一件小事。那日清晨，打开大门，看见整夜狂啸的台风把盘踞两户二三楼雨檐的数万朵焰红九重葛与砂土同时烙满我的门墙、玻璃窗。忽然，我被这样的暴力撼动，一种接近毁灭的美感，一种冷酷的纠缠。顿时浮现“残脂与馊墨”的意象，我想，就用这几个字保留那幅景致，顺便标示这本书的出版心情。

这是第十本散文集，大量记录了台北盆地；或者应该说，记录一个尚未根治漂泊宿疾的中年灵魂“我”在名为“台北”城市里的见习生涯。这样说的目的，为了画蛇添足地指出收入这本书的故事，或多或少糅合虚构与纪实的成分。在散文里，主述者“我”的叙述意志一向被作者贯彻得很彻底，这本书不例外，但比诸往例，“我”显然开始不规则地形变起来，时而换装改调变成罹患忧虑杂症的老头，时而是异想天开写信给至圣先师的家庭主妇，时而规规矩矩地说一些浮世人情。

虚构与纪实，或许这就是台北给我的一贯印象，她常常真实到让我觉得那是个庞大的虚构。在台北过日子，需要具备萍水相逢、当下即是的修养。譬如你刚喜欢上一家餐馆，下次去已是柏青哥游乐广场；譬如刚记住一对新婚夫妇的电话，下次通话对方宣布已“分居中”；譬如刚打听到朋友任职的公司，打电话去获知“刚离职”。这一次与下一次的时间间隔有多久？对现代台北人而言，可能十秒，可能二十年。置身台北，我们必须开发的不是记忆能力，而是遗忘的速度。

也因此，在散文世界里自行归入抒情族裔的我，以流幻笔墨描述时常擦出虚幻冷烟的城市时，不免双重逸走。我鲜少记录可以与报纸、新闻相印证的流年大事，我迷恋的是长年处于基层的小市民生活圈，他们的一生跟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沾不上关系，却任劳任怨地活着，被决定着。每年清明节一定去扫墓、按时汇款给大陆亲人、忍受塞车之苦上下班、烦恼的时候到行天宫抽签、怪自己不会赚钱所以买不起房子或一天做三份工作为了房屋贷款。他们死的时候有法师或道士诵经。

《天堂旅客》《转口》《面纸》《阿美跟她的牙刷》《给孔子的一封信》《迟来的名字》……都是在这种迷恋的背景下写的。我乐于用抒情的文字保留他们的容颜与情感，他们的艰难与慈爱。

只有自己才明白迷恋的根源来自农村情结，在无法重回“已消逝的美好古代”之下，转而在繁华都会寻觅可以投射的人物；而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大多是经济浪潮翻腾后分批自农村移入台北、尚未发迹的第一代或第二代。尤其是第一代，步入垂暮之年的，我对他们的情感无疑是农村时期乡亲大架构的延展。只有如此，才能解释为何关于他们的篇章“银发档案”，总是沾染悲调与灰彩，甚至出现舐犊之情。

除了少部分奉天承运继承“田侨”身份的第二代，大多数隶属五○年代后期至六○年代初诞生的这批人，不管套用“雅痞”“单身贵族”“丁克族”（夫妻双薪无小孩）“三民主义信徒”（一夫一妻一子）或“双子星”（两个小孩）等时髦称谓，都很难掩藏他们大部分是“都市新贫阶级”的事实。这批人归属“旧人类”尾巴，没摸到“新人类”的边，且逐渐成为“新新人类”叛逆的对象，不免有各种救亡图存的指导原则出现，《赖活宣言》里，那位墨镜诗人是个代表。

这本书的原始创作期长达五年左右，从零星篇幅到分辑整编，依例砍砍杀杀。五辑篇章各寓其旨，也各具声调；从辑一“赖活宣言”青面獠牙式的讽喻到辑四“大踏步的流浪汉”之感伤，有明显的落差。我想，留着也罢，好比年迈者追忆往昔，常常也是过度的怨怼夹杂无节制的缅怀。

台北有一种诡异的胭脂体味，仿佛一块混合各式花精的香膏，无意间掉入发皱的废池塘，慢慢在雨淋日晒中舒放，活起来，云腾腾地蒸出妖雾，学会俘虏路人，让他们在狂野与守旧之间受苦、在混沌与清明中轮回、痴恋与遗忘里缠缚、在神圣与庸俗的夹缝喘息、背弃与归航间踯躅、在绝望与憧憬中不断匍匐。

故，名之为《胭脂盆地》。

一九九四年八月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