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算是好编辑,熟练的编辑是一种熟练的自我消耗,巨细靡遗地溺在琐碎的编务里忽生忽死。看得出来你绝非坐领一份薪水稳稳当当爬升就能安顿生命的人,最大的热情在电影、时事,尤其政治。那时空气仍然沉滞苦闷,长期被扼喉似有喑哑之忧又隐然是呐喊前奏,从你的谈话,我感觉你对这个社会下过苦功,有一番深刻剖析与沉痛反省,你关心整体命运超过一个编辑该关心的或学成归国的男人该谋求的。我开始欣赏你,一点一滴从你身上看到知识分子高贵的光芒,忠贞于良知的光芒。介安,你帮助我看到自己的匮乏与迷惘。
有一天,我问你哪里可以找到解构主义的书,那阵子俨然是显学。没想到第二天,你搬来一大摞福柯著作,简直超出我的需要。后来才知道你回国后,书籍装箱分置几处,这表示那天晚上你为我分头找书,把朋友的一句话当作重要大事,你不吝啬与人分享所学所知。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搬来幻灯机,把跑遍台湾拍来的幻灯片依序打出,从梯田中耕耘的水牛、少数民族部落、改建中的农舍、高雄加工区女工下班车阵、出口货柜、台北玻璃帷幕大楼……赫然是一部慢动作台湾成长史。我预感你不会在《联文》待太久,你像一匹壮硕昂扬的汗血马寻找征场,而一九八五年,台湾尚未“解严”。
介安,如果人生总是平坦顺遂,无重击或死别,我们很难从荒烟废墟中体悟生命曾经多么甜美,友谊如此珍贵。就像现在我回想往昔,所有的细节回过头来刺痛我的心,当时处身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在才发觉无一不是慷慨的礼物。
你几乎变成我的数据库,那阵子着实从你那里获得不少因政治禁忌而无缘阅读的书籍,第一部看到大陆电影是在你家放的《牧马人》。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两个朋友带来丰厚礼物,你带给我知识食粮,当我匍匐于匮乏与迷惘的隧道中,你像一个热情路人掏出所有食物放在我的面前。介安,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
你邀我读书。离职前,私下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读书会,你想带领几个有潜力的年轻学生念点书,希望我参加。前后维持半年,每周一两回,在我家或你家,有时在你的朋友的办公室,仔仔细细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晚上的你与白天办公室中畅快笑闹的你判若两人,严肃、热切,恨不得掏空自己与人分享。从《国富论》到新马诸大家的研读,虽未直接反映在我的创作里,但已为我凿出另一双眼睛去理解世界的变动。
你免费做这些。你走后,任职报社的蔡先生告诉我,当他还是政研所的学生时,你同样带领他们围桌聚读,甚至躲到深山僻屋,闭关数日读书、辩论、翻译LouisAlthusser的著作。他说你是个播种者,恨不得以身作薪,用实际奉献激**年轻学子的视野。介安,你所做之事在当时仍会招来紧迫盯人的麻烦,而你依旧不求任何回报,不断为年轻朋友擦亮知识与行动的火苗。
我们无法全部了解一个人的一生,哪怕他的一生多么简短。我隐约感觉你交游广阔,与电影、文化、政治、学术、新锐组织等不同领域的精英分子皆有渊源,甚至参与极深。有一次我试探性地问你,你笑而不答。我揣测你基于保护各个领域圈的纯粹性,避免为他们带来不必要的干扰;再者,你一向喜居幕后,不爱站在镁光灯下,我相信获知你的死讯后,不同领域的朋友、学生为你痛哭,也跟我一样,不知同哭者还有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