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之论亦是此意②。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注释】
①上蔡，宋谢良佐，字显道，上蔡其籍贯也。从程颢受学，后卒业于程颐。记问该瞻，称引前史，至不差一字。与颐别一年，复来见，颐问其所进。曰：“但去得一矜字。”颐叹其善学。有《论语说》，又有《上蔡语录》，则曾恬，胡安国所录良佐之语也。《伊川语录》曰：“近日是如何？”对曰：“下何思何虑？”伊川曰：“是则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伊川直是会锻炼得人，说了，又道：“恰好着工夫也。”
②《太极图说》曰：“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为人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自注云：无欲故静），立人极焉。”
【译文】
来信写道：“谢良佐曾经问天下有什么可以思虑。程颐先生说：‘有这个道理，只是生发得太早了。’从学者的功夫来说，就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而也必须明白‘何思何虑’的气象，综合起来考虑才对。如果不明白这种气象，就会有盲目助长的毛病。如果明白‘何思何虑’，然而却忘却了‘必有事焉’的功夫，恐怕就又落入‘无’的境地，必须不被‘有’所牵累，又不堕入‘无’。这样说对吗？”
你所说的这些也相差不远，只是还没有领悟透彻。谢良佐的问题，与程颐先生的回答，也只是他们俩的意思。这和孔子《系辞》中的原意稍有差别。《系辞》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思虑，并不是说无思无虑。因此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这难道是无思无虑吗？心的本体就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别的可思虑的呢？天理原本宁静寂然，原本感应贯通。学者下功夫，即使千思万虑，他的目标也只是恢复天理原来的本体和功用，而不是凭着自己的私心去安排思索出来。所以程颢先生说：“君子做学问，应该是心胸宽广而公正无私，有事发生则顺其自然。”如果凭着私心去安排思索，就是为私欲而使用智慧。“何思何虑”正是为学的功夫，对圣人来说这是自然而然的，对学者来说就要尽力去做到。程颐先生却把这些看作功夫的结果，所以他说“发得太早”，接着又说“这正是应该下的功夫”，他已经感觉到前面讲的还不全面。周敦颐先生主张静守的观点也是这种意思。你的看法，虽然已经有所见识，但还存在时而落入有，时而落入无的境地。
【原文】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认得圣人气象。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