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释过，关于你觉得牵强的疑问，想来已经不需要我再解释。至于说“多闻多见”，是孔子针对子张而说的，子张好高骛远，认为多闻多见才是学问。所以，孔子的话是为了纠正子张的毛病，而不是教导子张把多闻多见当作学问。孔子曾说：“大概有一种人，并不知道什么，却凭空乱说，我不是这种人。”这句话和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的意思相同。这说明人的德行良知不是从见闻中来的。至于孔子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则是专门探求见闻的细节，这已经是其次的事了，所以孔子说“知之次也”。以见闻方面的知识为次要学问，那么首要的学问指的是什么呢？从这里可以看出圣学致知用功的地方。孔子对子贡说：“赐啊，你认为我是多学多识的人吗？不是的，我的学问是由忠怒之道贯穿着的。”如果良知真的在于多闻多见，那么孔子为什么要说这种谬论来欺骗子贡呢？一以贯之，不是致良知又是什么？《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目的在于积累存养德行，那么更多地了解圣人的言行，难道不是积累存养德行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所谓“好古敏求”，是喜爱古人的学问，勤奋地探求心中的天理，心就是天理，学就是学习这个本心，求就是探求这个本心。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像后世的人，广泛背诵古人的词句，认为这就是好古，却又念念不忘追求名利等外在的东西。“博学审问”，前面已经说过。“温故知新”，朱熹先生也认为“温故”属于尊德行的范畴。德行难道可以在心外探求吗？知新必须通过温故，温故才能知新，这也可以证明知行不是两件事。至于“博学而详说之”，是为了重新返回简单的表达中来，如果不是为了“以反说约”，那么“博学强说”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舜好问好察，就是中正平和，使得他的心精纯至极达到天理的境界。道心就是良知。君子的学问，什么时候离开过实践，抛弃过辨析呢？但是实践和辨析都要遵循知行合一的功夫，这正是为了实现本心中的良知，而不是像世人那样只把夸夸其谈当作认识，把认识和实践分成两件事，从而产生用功的名目有先后的观点。
【原文】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①，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②，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侯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③，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④，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⑤，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⑥，其治乱何如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