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孟子告公孙丑云：“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见《孟子·公孙丑》篇。
②本孟子语，见《孟子·告子》篇。
【译文】
来信又写道：“先生说：‘为学终身只是一件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如果说宁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内心，却是分成两件事了。’我认为，感到精力衰竭，不能做完事的，是良知。宁肯不处理完事情，也要认真存养本原的，是致知。这怎么变成两件事了呢？如果发生事变不能不处理，虽然精力衰微，只要稍微振作也能坚持下来，只要保持意志统率气力就可以了。但是言语行动终究缺乏气力，做完事情就疲惫不堪，这不是等于滥用气力吗？其中的轻重缓急，良知当然明白，但是有时迫于形势，怎么能顾及精力呢？有时精疲力竭，怎么能顾及形势呢？应该怎么做？”
“宁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内心”，对初学者这样说也不是没有好处。但把处理事情和存养本原当成两件事看就有弊端了。孟子说“必有事焉”，那么君子终生的学问都是“集义”这一件事。义就是宜，心做到了它应当做的就是义。能致良知，心就做到了它应当做的事，所以集义也就是致良知。君子待人接物应对种种事变，该做就做，该停就停，该生就生，该死就死，斟酌考虑都是实现他们的良知，来求得自己心安理得罢了。所以“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是谋求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勉强干自己才智不能胜任的事，都不能实现良知。但凡是“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的，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良知。如果说“宁可不做完事，也不能不存养内心”，这也是先有功利心，计较其中的成败利弊后做出爱恨取舍，所以把做事与存养内心看成了两件事，这就有了重视本原忽视做事的心态，就是为私欲用智，把义看作外在的东西，便会出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的弊病，就不是实现良知来使自己心安理得的功夫了。
所谓“振作坚持，做完后疲惫不堪”，又说，“迫于形势，被精力所困”，都是把做事、存养本心看作两件事，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凡是做学问的功夫，“精一”就是真诚，三心二意就是虚伪，这些都是因为致良知的心还缺乏真诚确切。《大学》说：“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哪里见过厌恶恶臭、喜好美色需要振作坚持的呢？难道曾经见过这些事做完后疲惫不堪吗？做这些事难道曾经有迫于形势困于精力吗？从这些就能知道病根在什么地方了。
【原文】
来书又有云：“人情机诈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为所欺，觉则自入于逆、亿①。夫逆诈，即诈也；亿不信，即非信也；为人欺，又非觉也。不逆、不亿而常先觉，其惟良知莹彻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间，背觉合诈者多矣。”
不逆、不亿而先觉，此孔子因当时人专以逆诈、亿不信为心，而自陷于诈与不信；又有不逆、不亿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为人所欺诈，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专欲先觉人之诈与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后世猜忌险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不逆、不亿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先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崇一谓“其惟良知莹彻”者，盖已得其旨矣，然亦颖悟所及，恐未实际也。盖良知之在人心，亘万古、塞宇宙而不同。“不虑而知”“恒易以知险”“不学而能恒简以知阻”“先天而天不违，天且不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②夫谓背觉合诈者，是虽不逆人，而或来能自欺也。虽不亿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先觉之心，而未能常自觉也。常有求先觉之心，即已流于逆、亿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觉合诈之所以未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