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日睿，睿作圣。”①“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②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为丧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发用。若是良知发用之思，则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发用之思，自然明白简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纷纭劳扰，良知亦自会分别得。盖思之是非邪正，良知无有不自知者。所以认贼作子，正为致知之学不明，不知在良知上体认之耳。
【注释】
①见《周书·洪范》篇。
②孟子语，见《孟子·告子》篇。
【译文】
来信写道：“先生说：‘《系辞》中说的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的只是天理，没有其他的思虑，而不是无思无虑。心之本体就是天理，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学者用功，虽然千思万虑，都只是要恢复他的本体，不是用私意去安排思索出天理来。如果安排思索，就是自私用智了。’学者的弊病，大多不是枯守空寂，就是安排思索。我在辛已到壬午年间犯着前一个毛病，近来又犯后一个毛病。但思索也是良知的生发作用，它与私意安排的有什么区别呢？恐怕自己会认贼作子，迷惑而不自知。”
“思日睿，睿作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怎么能缺少思虑呢？枯守空寂，与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也是丧失良知。良知是天理的昭明灵觉所在之处，因此良知就是天理，思虑是良知的生发作用。如果是良知生发作用的思虑，那么所思考的都莫非天理了。良知生发作用的思虑，自然明了简洁，良知也自然可以理解。如果是私意安排的思虑，自然就是纷纭烦扰，良知也自然能够分辨清楚。思虑的是非正邪，良知没有不能自己明白的。所谓认贼作子，正是致知的学问还不明白，不知道要在良知上体察认知而已。
【原文】
来书又云：“师云：‘为学终身只是一事，不论有事无事，只是这一件。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分为两事也。’窃意觉精力衰弱，不足以终身事者，良知也。宁不了事，且加休养，致知也。如何却为两事？若事变之来，有事势不容不了，而精力虽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则持志以帅气①可矣。然言动终无气力，毕事则困惫已甚，不几于暴其气已乎？此其轻重缓急，良知固未尝不知，然或迫于事势，安能顾精力？或因于精力，安能顾事势？如之何则可？”
“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之意，且与初学如此说亦不为无益。但作两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则君子之学终身只是“集义”一事。义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谓义。能致良知则心得其宜矣，故“集义”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万变，当行则行，当止则止，当生则生，当死则死，斟酌调停，无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谋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不能者，皆不得为致良知。而凡“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动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②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较计成败利钝而爱憎取舍于其间，是以将了事自作一事，而培养又别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义外”，便有“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慊之功矣。
所云“鼓舞支持，毕事则困惫已甚”，又云“迫于事势，因于精力”，皆是把作两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学问之功，一则诚，二则伪。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诚一真切之故。《大学》言：“诚其意者，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曾见有恶恶臭、好好色而须鼓舞支持者乎？曾见毕事则困惫已甚者乎？曾有追于事势，因于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从来矣。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