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桑哥言：“臣前以诸道宣慰司及路府州县官吏，稽缓误事，奉旨遣人逼笞责之。今真定宣慰使速哥、南京宣慰使答失蛮，皆勋贤旧臣之子，宜取圣裁。”敕罢其任。明年正月，以甘肃行尚书省参政铁木哥无心任事，又不与协力，奏乞牙带代之。未几，又以江西行尚书省平章政事忽都铁木儿不职，奏而罢之。兵部尚书忽都答儿不勤其职，桑哥殴罢之而后奏，世祖曰：“若此等不罢，汝事何由得行也。”万亿库有旧牌条七千余条，桑哥言岁久则腐，宜析而他用。赐诸王出伯银二万五千两、币帛万匹，载以官驴，至则并以为赐。桑哥言：“不若以驴载玉而回。”世祖甚然之。其欲以小利结知如此。
漕运司达鲁花赤怯来，未尝巡察沿河诸仓，致盗诈腐败者多，桑哥议以兵部侍郎塔察儿代之。自立尚书省，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先摘委六部官，复以为不专，乃置征理司，以治财谷之当追者。时桑哥以理算为事，毫分缕析，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及当更代，人皆弃家而避之。十月，桑哥奏：“湖广行省钱谷，已责平章要束木自首偿矣。外省欺盗必多，乞以参政忻都、户部尚书王巨济、参议尚书省事阿散、山东西道提刑按察使何荣祖、札鲁忽赤秃忽鲁、泉府司卿李佑、奉御吉丁、监察御史戎益、佥枢密院事崔彧、尚书省断事官燕真、刑部尚书安祐、监察御史伯颜等十二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六省，每省各二人，特给印章与之。省部官既去，事不可废，拟选人为代，听食元俸。理算之间，宜给兵以备使令，且以为卫。”世祖皆从之。
当是时，天下骚然，江淮尤甚，而谀佞之徒，方且讽都民史吉等为桑哥立石颂德，世祖闻之曰：“民欲立则立之，仍以告桑哥，使其喜也。”于是翰林制文，题曰《王公辅政之碑》。桑哥又以总制院所统西蕃诸宣慰司，军民财谷，事体甚重，宜有以崇异之，奏改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世祖问所用何人，对曰：“臣与脱因。”于是命桑哥以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丞相兼宣政使，领功德使司事，脱因同为使。世祖尝召桑哥谓曰：“朕以叶李言，更至元钞，所用者法，所贵者信，汝无以楮视之，其本不可失，汝宜识之。”
二十六年，桑哥请钩考甘肃行尚书省、及益都淄莱淘金总管府，佥省赵仁荣、总管明里等，皆以罪罢。世祖幸上都，桑哥言：“去岁陛下幸上都，臣日视内帑诸库，今岁欲乘小舆以行，人必窃议。”世祖曰：“听人议之，汝乘之可也。”桑哥又奏：“近委省臣检责左右司文簿，凡经监察御史稽照者，遗逸尚多。自今当令监察御史即省部稽照，书姓名于卷末，苟有遗逸，易于归罪。仍命侍御史坚童视之，失则连坐。”世祖从之，乃笞监察御史四人。是后监察御史赴省部者，掾令史与之抗礼，但遣小吏持文簿置案而去，监察御史遍阅之，而台纲废矣。参政忻都既去，寻召赴阙。以户部尚书王巨济专任理算，江淮省左丞相忙兀带总之。闰十月，《桑哥辅政碑》成，树于省前，楼覆其上而丹雘之。桑哥言：“国家经费既广，岁入恒不偿所出，以往岁计之，不足者余百万锭。自尚书省钩考天下财谷，赖陛下福，以所征补之，未尝敛及百姓。臣恐自今难用此法矣。何则？仓库可征者少，而盗者亦鲜矣，臣忧之。臣愚以为盐课每引今直中统钞三十贯，宜增为一锭；茶每引今直五贯，宜增为十贯；酒醋税课，江南宜增额十万锭，内地五万锭。协济户十八万，自入籍至今十三年，止输半赋，闻其力已完，宜增为全赋。如此，则国用庶可支，臣等免于罪矣。”世祖曰：“如所议行之。”
桑哥既专政，凡铨调内外官，皆由于己，而其宣敕，尚由中书，桑哥以为言，世祖乃命自今宣敕并付尚书省。由是以刑爵为货而贩之，咸走其门，入贵价以买所欲。贵价入，则当刑者脱，求爵者得，纲纪大坏，人心骇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