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在遗诏中说，“大行皇帝入嗣大统，时事愈艰，万机待理，民生愈困，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不得不再行训政。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万机待理，心力俱殚。幸予气体素强，尚可支持。不期本年夏秋以来，时有不适。政务殷繁，无从静摄，眠食失宜，迁延日久，精力渐惫，犹未敢一日暇逸。本月二十一日复遭大行皇帝之丧，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至病势增剧，遂致弥留。”慈禧太后的这个解释合乎逻辑，不应于此不疑处生疑，更不应怀疑其母子之间的真感情。
如果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抱有适度的温情与敬意，如果我们对晚清历史不是抱着先入为主的偏见，我们就应该承认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杰出政治家，尤其是慈禧太后在其漫长的政治统治中或许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值得重新检讨，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能否认，他们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就像慈禧太后自己所说的那样，前年宣布预备立宪诏书，本年颁示预备立宪年限。这个迟到的觉悟使他们母子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根据官方文献《光绪实录》的记载，其时，“海以内编户之氓，海以外重译之使，皆奔走呼号，如赤子失慈父母，靡所瞻依，此以见德泽及人至深且远”。这种估价虽然稍嫌夸张，但其真相似乎离此不远。
根据相关记载，光绪帝的病情在1907年之前虽然多有反复，但他毕竟是帝国最高领导人，毕竟享有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疗保健待遇，所以尽管皇上的身体不是太好，然大体上还能得到控制。只是到了1907年秋，光绪帝的病情开始恶化。根据清政府指示和皇上要求，直隶、两江、湖广、江苏、浙江等省督抚先后保送陈秉钧、曹元恒、吕用宾、周景涛、杜钟骏、施焕、张鹏年等名医来京会诊。这些名医根据病情诊断，提出很多治疗方案，有的被接受，有的被拒绝。
到了1908年秋，随着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步步深入，朝廷政务更趋繁忙，皇上的身体状况似乎在这时更趋恶化。根据皇上后来陈述，他在当年11月初，开始感到阴阳两亏，标本兼病，胸闷胃胀，腰腿酸痛，食欲渐差，兼有咳喘、麻冷发热等症，夜不能寐，精神困惫，情绪自然受到很大影响，显现明显的焦虑状态。
生命的意义只有在生命将要终结时才显现出其可爱和留恋。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太想万岁了，太想活着了。他在过去的那些年，或许是久病成医，他的好学使他对自己的疾病深有研究，且凭借自己的任性充当着自己的“医疗组长”，在御医、名医开出的方子上，光绪帝任意加减。皇上的威权至高无上，皇上的意志就是御医们的意志。所以当其病情继续恶化时，光绪帝并没有放弃治疗更没有绝望，他怎么也不能相信自己会如此英年早逝，会如此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甚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凭借着求生的本能发布一道谕旨，紧急要求各省督抚遴选医学专家火速来京，甚至提出不管这些人有无官职，是否出身正道，只要能够给他治病，就可以不拘一格。光绪帝甚至少有地许诺，如果治好了他的病，不仅要重赏这些民间名医，而且必将重赏那些保荐者。
然而，正如中国一句古话所说的那样，再好的医生再好的医术再好的药方，也只是治得了病，治不了命。光绪皇帝在三十八年有限生命岁月中延续了二十年慢性病终于持续恶化不治，引起各个器官的衰竭和各种综合征并发。光绪帝年轻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
尽管光绪帝长时期体弱多病，尽管他的病情在最后一段时间也曾向外界公布和透露，但年仅三十八岁的他，多年来被塑造的朝纲独断大权独揽的圣明天子形象，特别是在最后几年迎合世界大势推动政治改革，不仅宣布中国要走上立宪的道路，而且实实在在推动君主立宪的进程，宣布九年预备的政治日程表。光绪帝的这些形象深得人心，如日中天，人们只知道他身体不好，谁也想不到他会在如此年轻的时候撒手归西，再加上光绪帝常年慢性肾病使他无所出，因而清政府的政治继承突然间就成了最大问题，由此也就引发了历时百年的阴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