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洵（1886—1949），醇亲王奕譞第六子，光绪帝弟。1889年晋辅国公，次年又晋镇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加郡王衔。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是两件事：第一件是清政府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政府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政府送进了历史。
清政府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
清政府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后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成立责任内阁始终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未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要立即召开国会宣布责任内阁，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朝廷的态度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召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1910年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经常谈论朝廷一直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不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之后，均应该视民力而次序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并先期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的政治”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反而引导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
1910年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唯一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