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隋唐时期，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首先，九品中正制已经被废除，科举制开始实行。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制度，它确定了选取人才的标准应该是评价一个人本身，而不是看他出身于什么样的家族。这是一个巨大的变革。从此，国家选拔人才从注重家世转为注重个人才能。另外，世家大族本来受的是精英的教育，在家族起步阶段确实曾经英雄辈出，但经历了几百年的发展后，本身也是气数将尽，他们的子弟丧失了奋发有为的精神，变得大脑空虚，身体脆弱。举个例子，当时有一个世家大族子弟，一天在屋里待着，听见外面有马叫，不由得浑身抖得像筛糠一样。别人告诉他这是马，无须害怕，他说，能发出这么大叫声的一定是传说中的老虎，马怎么会是这样叫的呢？还有的贵族随着政治的变迁离开了自己的家园，跑到中央做官，因此渐渐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总之，在那个时代，世族制度正在衰落之中，皇权逐步得到伸张。但是，社会风气的转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尽管旧贵族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还保持着旧日的社会威望。我们以前讲的五姓七望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世家大族彼此互结姻亲，小门户若要与之攀亲，不但需要付出大笔“陪门财”弥补门第之差，往往还要忍受他们轻蔑的白眼。甚至连当朝皇帝也不入他们的法眼，更不要说什么文武大臣了。唐太宗李世民是个骄傲的人，见此情景，觉得十分不爽，想要打击一下旧世族的气焰。于是，在贞观年间，他下令修订《氏族志》，编订一个唐朝版的社会等级索引。李世民给《氏族志》规定的原则是推崇当朝冠冕，也就是把唐朝的帝王将相放到高等级中去。没想到大臣中毒太深，第一次呈上来的版本居然又把山东高门博陵崔氏放到了第一等。这让唐太宗大为光火，在他的干预之下，《氏族志》作了修改，李唐皇族为第一等，外戚后族为第二等，原有的山东高门崔氏为第三等。这个分等方式，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在当时修书人的心目中，崔氏还是第一等，只不过为了照顾皇帝的面子，才把皇族和后族放在前面。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有些评奖中的特别奖，有恭维的成分。
贞观时期修《氏族志》的是以长孙无忌的舅舅高士廉为首的关陇贵族，他们本身对世族制度极为认可。一方面，他们在修志的过程中充分照顾关陇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他们也都按照当时的风俗和旧贵族联姻。原有的旧贵族和唐朝的新门阀有效结合，互相扶持，由此形成了新的势力。这种势力不仅仅阻碍了寒门子弟的上升之路，还借势压制了皇权，永徽年间出身关陇贵族的元老重臣把持朝政，就是这种政治形式的体现。唐太宗打击贵族政治的目的并没有真正实现。可是现在到了显庆年间，这种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元老重臣已经被铲除，刚刚当了真天子的皇帝急于压倒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旧势力，小门户的新皇后想要抬高本家声威，而寒族出身的新官僚也渴望得到社会认可。三方一拍即合，重修《氏族志》马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新修的《氏族志》改名为《姓氏录》，完全贯彻了尊重当朝官僚等级的原则。以皇族和后族为第一等，其余都按照当时的官阶高下来排座次，一共分成九等。五等以上就是世族。这样一来，即使你原来只是一名普通士兵，只要立了战功，做到了五品以上的官，就可以名列《姓氏录》，过一把世族瘾。而任凭你是几百年的旧贵族，只要当时家里没有人做到五品官，也就与世族无缘了。这对旧门阀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呀！因此他们把新的《姓氏录》叫“勋格”，也就是功劳簿。他们很不满意，然而有很多人却是衷心拥护的。谁呢？广大寒门子弟。原来他们被世家大族挡住了晋升之路，现在，只要凭自己的努力，他们也可以跻身仕途。所以说，《姓氏录》的编订加快了士庶合流，扩大了统治基础，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从武则天本人的角度讲，她也实现了从丑小鸭到白天鹅的实质性的转化，文水武氏成了天下第一等高门，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提高了自身门第还不算完，武则天再接再厉，又追封亡父为周国公，母亲杨氏为代国夫人，后来又改封为荣国夫人，品级第一，位在王公母妻之上。武则天父母的封号并不匹配，按照当时的规矩，诰命夫人的封号应该和丈夫保持一致，她父亲封为周国公，母亲应该封为周国夫人才对。那为什么封为荣国夫人了呢？这就是武则天在提高自己家族地位的同时，也要抬高自身声望，她是故意做给天下人看：我母亲得到如此尊贵的封号，不是因为她嫁了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丈夫，而是因为她生了一个杰出的天才的女儿—武皇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