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和来俊臣都死于酷吏之手，是不是因为恶有恶报呢？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关键是武则天想要除掉他们了。不光是周兴和来俊臣，新旧《唐书》所记载的二十七个酷吏不是被处决，就是承受不了内心的压力自杀或者发疯，没有一个善终。那么，武则天为什么要把这些帮她打江山的功臣送上断头台呢？
两个原因。第一，她已经用完这些人了。她利用酷吏来打击反对派，巩固了武周的江山。但是，一旦统治真的稳定下来，这些人的历史使命也就结束了。而且，这些人的存在还会成为她的负担。为什么呢？首先，这些人会有损于她的形象，让人们觉得她是**刑之主；其次，这些人势力太大，都侵夺了武则天的神圣皇权了。来俊臣死后，礼部侍郎马上向武则天自首，说他过去迫于来俊臣的压力，每年都要任命几百个来俊臣的亲信。武则天质问他为什么拿国家官职做人情，侍郎说：“臣负陛下，死罪！臣乱国家法，罪止一身；违俊臣语，立见族灭。”可见皇帝的威力还比不上来俊臣，武则天一生追逐权力，怎么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呢？既然酷吏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留下来有百害而无一利，那么，“狡兔死，走狗烹”也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酷吏自身素质太低了，缺乏转型的可能。酷吏大多出身社会底层，好多人甚至大字不识一个，这样的文化素质让他们没法胜任别的工作。比如说之前提到的文盲酷吏侯思止就经常闹笑话。他在洛阳当官，洛阳有一个地名叫白司马坂，侯思止不大认字，把“坂”字看成谋反的“反”字，还以为是一个叫白司马的谋反了，在这儿被砍的头。当时有一个将军叫孟青棒，他又以为是一种刑具，用来打人的。所以一审问囚徒他就说：“若不承认是白司马，就让你吃孟青棒。”犯人莫名其妙，后来知道是这么回事，好多人都在心里窃笑。长寿元年（692年），曾经帮助武则天平定李敬业叛乱的魏元忠也被人告发谋反。侯思止提审魏元忠时，又露怯了，对魏元忠呵斥道：“急认白司马，不然，即吃孟青棒。”魏元忠一听，忍不住哈哈大笑。侯思止太生气了，心想一个犯人竟敢笑他，就把魏元忠的脚绑起来，拖着他走。魏元忠说：“我命薄，骑驴摔下来了，脚却被鞍镫挂住了，所以被驴拖着走。”侯思止更生气了，接着又是一顿暴打。魏元忠终于发火了，说：“侯思止！你要杀我就杀，说什么谋反不谋反！你好歹也是国家官员，居然说什么白司马、孟青棒，总有你吃亏的时候！”侯思止不懂啊，以为白司马、孟青棒是犯忌讳的话，吓坏了，连忙给魏元忠松绑道歉，说：“思止死罪，幸蒙中丞指教！”这件事一下子传开了，连武则天听了也忍俊不禁。这样素质的官吏，怎么可能不被淘汰呢？等着拿脑袋祭旗吧。
从废黜中宗李哲到处死来俊臣，酷吏政治持续了十四年之久。唐朝以来，任用酷吏一直是人们批评武则天的主要罪证。那么，回首这段血腥而又纷繁的历史，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武则天的酷吏政治呢？
必须承认，酷吏政治有它极其恶劣的一面。首先它严重破坏了司法制度。唐代号称律令制社会，武周王朝的司法体系承自唐朝，本来也很完备，但是在酷吏横行的时代，原来的法律条文和司法原则都成了一纸空文，无法再发挥应有的作用。其次，酷吏政治也破坏了人心。君臣之间互相猜忌，大臣为了自保，只能装聋作哑，苟且偷生。当时的宰相苏味道有一句名言，说别人要是问你问题，绝不能正面回答，要模模糊糊地回答。可即是不可，不可即是可，凡事无可无不可，所以就留下来一个成语叫作“模棱两可”。连宰相整天说话做事都似是而非，公事还能办好吗？所以在武则天手下虽然有不少很能干的大臣，但是再也找不到魏徵那样的直臣了。
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酷吏对于武则天的统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般来说，如果是开国皇帝，必然都有自己的佐命功臣；如果是女主执政，又都会有外戚帮忙。武则天既是女人又是开国皇帝，可是她既没有佐命功臣也没有得力的外戚，而她遇到的阻力又那么大，怎么办呢？只能是任用酷吏了。通过让酷吏杀一批人来震慑天下，武则天迅速地稳定了统治，国家没有发生更大规模的动乱。正是因为有酷吏帮助，武则天才能“计不下席，听不出闱，苍生晏然，紫宸易主”（《资治通鉴》卷二〇五）。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流血战争，老百姓安安稳稳，天下就改朝换代了。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武则天是赢家，天下的老百姓也是赢家。
此外，酷吏虽然在一定时期内横行霸道，但是，他们行使的主要是监察司法权，而不是行政权。影响最大的酷吏周兴、来俊臣，都没有当过宰相，因此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左右国家政局，这使得酷吏的危害被降到最低。即便是在司法领域里，酷吏打击的对象也主要是可能对武则天构成威胁的中高级官员，基层社会受到的震动不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整体的平稳发展。更重要的是，从任用酷吏到结束酷吏统治，武则天始终把握着政治进程。她深知，酷吏固然是开创和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但是要坐稳江山，绝不能仅凭暴力威慑。
那么，武则天究竟依靠什么人来治理国家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