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的政绩如何呢？我从四个角度来讲。
第一个角度：经济状况。武则天时期的经济状况，是经济发展与民户逃亡并存。咱们今天谈经济发展，特别关注GDP，古代没有GDP，但是也有两个重要的参数，一个是人口数字，一个是粮食储备。根据《唐会要》对户口数的记载，永徽三年（652年），也就是武则天当皇后的前两年，全国共有三百八十万户，而到武则天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全国户数已经增加到六百一十五万户，五十三年之间户数增长了近一倍，这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也是不多见的。再来看粮食储备情况。同样据《唐会要》记载，武则天退位的前一年，也就是长安四年（704年），一位官员在给武则天的上书中说：“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充实到什么程度呢？一个考古发现解决了这个问题。1971年，在洛阳发掘出了唐朝含嘉仓的遗址，这个仓库里有两百九十个储藏粮食的洞窟，每一个洞窟能够储存五十多万斤粮食。也就是说，这个仓库充实起来之后，总共容纳的粮食数量是七万两千五百吨，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通过这两个数字可以说，武则天统治时期，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
但是，特别矛盾的是，武则天时期也恰恰是均田制开始瓦解、逃户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什么是逃户呢？逃户是指脱离了户籍的老百姓。什么是均田制呢？大家可千万不要以为均田制就是国家平均分配土地，均田制的真实含义是国家把荒地分给老百姓，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把老百姓牢牢地控制在土地上，不许他们迁移，让他们缴纳赋税，为国家提供兵役和劳役。这个制度从北魏开始实施，到武则天时期已经明显不适应经济的发展了，所以许多老百姓就开始脱离户籍，离开家乡到其他地方去开荒种地，或者到城市谋生。我们固然可以说均田制瓦解、逃户出现从根本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在当时，它毕竟引起了政府收入的减少和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增加。武则天时期所谓的“剑南逋逃，中原亡命”，很大程度上都和逃户有关。所以说，当我们讲到武则天统治下经济发展状况时，我们的心中是矛盾的。
第二个角度：政治状况。武则天时期的政治是任人唯贤与酷吏政治并存。武则天在政治方面最值得后人称道的就是她的用人方略。她完善了科举制，鼓励自荐或者推荐人才，留下了很多佳话。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派一位侍御史到河北办事。此人能力有限，到了当地之后理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他就问地方人员，这里有没有人才啊？当地人说有啊，张嘉贞就很厉害。于是侍御史就把张嘉贞给找来了，向他咨询，结果张嘉贞给他分析得非常透彻。侍御史特别佩服，就对张嘉贞说：干脆你替我写个奏章给皇上吧。武则天看了奏章之后非常高兴，就问这个侍御史：你最近怎么进步如此明显呢？侍御史是个忠厚人，说：这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叫作张嘉贞的人写的。他是个人才，请求陛下把我的官转给他当吧，他可比我强多了。武则天听了之后就笑了，说：“朕宁无一官自进贤耶！”意思是我一个堂堂皇帝，难道就没有一个官可以进贤吗？很快提拔张嘉贞当了监察御史，那位能够推荐贤才的侍御史也升官了。这个张嘉贞是何许人呢？他就是唐玄宗开元年间著名的宰相。我们前面也说过，后来辅佐唐玄宗的著名宰相像姚崇、宋璟、张说等人都是武则天赏识提拔起来的，可以说，武则天给开元盛世的到来做了人才方面的准备。在这方面，武则天的贡献连她的政敌也不得不加以肯定，后世对武则天用人方面最经典的评价就是“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
但是，武则天同时也是一个任用酷吏的皇帝，酷吏制造了大量的冤案，破坏了法制，更破坏了君臣之间的相互信任，无论有多少理由，我们都必须承认，这种酷吏政治即使在中国古代社会，也是非常黑暗的。所以说，当我们谈到武则天的政治成就时，我们也是矛盾的。
第三个角度：文化方面。武则天促进了文风昌盛，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尚武精神。武则天富有文艺才华，她非常热衷于各种文化活动，赛诗、书法等，不一而足。特别到了晚年，她更是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奖赏文化活动中。传说武则天游龙门，就是现在洛阳旁边的龙门石窟，她诗兴大发，命众官赋诗纪胜，诗先成者赐予锦袍。这锦袍可是当时的高级时装，大臣们都跃跃欲试，马上就写。有一个叫东方虬的人先写成了，三步两步跑到武则天御座跟前，把诗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挺好，就亲自把锦袍披到东方虬的身上。然而东方虬还没坐稳当，有个叫宋之问的诗人也写好了，把诗献上。武则天一看，这诗写得文理俱美，比东方虬写得好多了。难道因为一两分钟的时差，就让宋之问屈居第二？这可不是武则天的风格。武则天从御座上下来，走到东方虬面前，亲手从东方虬身上夺回锦袍，改赐宋之问，群臣一片沸腾。这就是“龙门赋诗夺锦袍”的故事。俗话说，上有所好，下必效焉。武则天这么热衷于诗歌创作，当然促使一批文人才子潜心于诗歌创作，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形式律诗，也就是五律和七律，在这个时期定型了。到唐玄宗时代，已经发展到“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程度。说一个小孩，都以不谈写诗作文章为耻。现在说到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常常引用唐宣宗这句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说的是当时的小孩子都能够背诵《长恨歌》，胡人也能够吟诵《琵琶行》。如果没有对诗歌举国若狂的热情，再通俗的诗也无法这样深入人心吧？现代学者把唐朝称为诗的国度，武则天无疑就是这个诗国的重要缔造者。
但是，对于文学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民族尚武精神的消磨。试想，一个“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谁还愿意当一介赳赳武夫呢？所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汉族将领的短缺问题已经非常突出，将军们在战场上的表现远不及太宗时期有勇有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到唐玄宗时期，领兵作战的将军就主要是胡人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安史之乱的爆发。所以说，文化的发展同样是一柄双刃剑。
第四个角度：社会方面。武则天时期，社会结构调整与血腥杀戮并存。前面讲过，在唐高宗统治之初，朝廷还掌控在关陇贵族集团手里，他们势力强盛，甚至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正因为如此，唐高宗和武则天才一起展开了对他们的斗争，在废王立武的过程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受到沉重打击。此后，武则天为了便于控制朝廷，一次又一次地清洗倔强难制的元老大臣，一次又一次地提拔根基浅薄的新锐后进。这样，经过武则天半个世纪的统治，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皇帝的权力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贵族官僚的力量大为削弱，平民出身的官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科举出身的官僚，在官僚队伍中已经占了很大的比重。可以说，武则天的努力使得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大大加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正是拜武则天所赐。但是，必须看到，这种社会流动是建立在残忍的血腥杀戮基础上的，是由无数人的鲜血铺就的。所以，当我们谈到武则天所造成的社会结构调整和社会流动时，我们仍然是矛盾的。
这样看来，武则天的每一项政绩都伴随着矛盾，借用林达先生的一句话说就是，每洒下一缕阳光，就投下一片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