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的分析不能代替对天人关系的科学认识，天人之间究竟存在着一种怎样的关系一直**着思想家们进行艰难的探索。荀子的“人定胜天”的命题拨开了天人关系上的神学迷雾，是对综合阶段的一次革命，是天人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有着不容低估的价值。但是，荀子的命题既缺少自然科学的依据，也很少能在生产实践和社会活动中得到验证。在当时科学认识水平的限制下，人们时常看到的不是“人定胜天”，不是天人之间毫无关系，恰恰相反，而是人类的活动每每受制于天，大自然不可更移的客观规律每时每刻都在干预着人类的生活。因此，思维的野马必然酝酿着一场新的否定，这就是以邹衍为代表的天人理论的新综合倾向。
一般认为，邹衍思想的主旨为阴阳五行学说。其实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阴阳五生学说在中国是起源甚早的两家学说，这两个系统各自独立发展，邹衍虽试图将这两种学说合流，以期借此说明天人即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然而，邹衍的努力并未能建立起阴阳五生学说的严密体系，准确地说，阴阳与五行学说虽在邹衍的思想结构里同时存在，但二者并未有机地融汇在一起。这种情况不仅可以从现存的一些邹衍思想资料中得到证明，而且可以从曾在实践中运用邹衍学说的秦王朝政治生活中找到根据，“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德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能”。[18]这里虽然运用了五德终始说，但并未能使之与阴阳学说相结合，更不要说建构起完整而周密的理论体系了。
事实上，由于邹衍的学说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而不能通”其义，[19]影响甚微；又由于邹衍的学说“其语闳大不经，必经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仅用类推的方法当然很难说清楚天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许正是这样两个原因，使邹衍的学说在其身后迅即失传。
很显然，怎样克服前人认识上的偏差，建立一套更为严密的天人理论体系，历史地摆在西汉学者们面前。
面对历史遗留的课题，汉初学者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终于使“明天人之分，通古今之变”成为当时学者一致的奋斗目标，他们试图从自然、社会、人类历史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以期正确说明天人之间究竟存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曾参与修“太初历”的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勉；对儒学地位的上升作出重大贡献的公孙弘也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作为个人心性的追求目标。当然，反观这些人的努力，我们看到，真正从理论上进行严密论证，将阴阳五行学说和天人关系的理论融为一体，对天人之际的关系作出全新解释的，还是西汉儒家学者董仲舒。
[1]《列宁选集》第2卷第37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2]《列宁全集》第38卷第331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
[3]《礼记·表记》。
[4]《史记·殷本纪》。
[5]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发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335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
[6]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
[7]《论语·八佾》。
[8]《论语·宪问》。
[9]《老子》第9章。
[10]《老子》第77章。
[11]《老子》第40章。
[12]《老子》第42章。
[13]《老子》第25章。
[14]《左传》昭公十八年。
[15]《周书·君爽》
[16]《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第128页。
[17]《荀子·天论》：
[18]《史记·秦始皇本纪》。
[19]《史记·封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