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思想侧重于“道”与“无”，这本身就意味着天并不神秘，地位并不至上，而且，《老子》多次运用“天之道”来表述规律、法则的意思，所谓“功成身退，天之道”。[9]所谓“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上足”。[10]实际上都是将天看作自然界，看作自然界不可更移的绝对规律。因此，在老子的思想意识中，世界的最高主宰者与创造者，不是天，不是帝，而是“道”，而是“无”。“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1]“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12]“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者居其一焉”。[13]这最后一句虽说将王的地位抬高，难免有英雄史观的嫌疑，但在老子的本意似乎不外乎否定天的至上威权，并确实看到了人的力量，看到了人类社会中总有“人”能站出来积极回应自然界的挑战，与道、天、地并驾齐驱。
其实，在春秋末期，孔老的思想都不是孤立的个别现象。当时，神权政治越来越吃不开，人本主义的思潮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发展着，子产明确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14]蔑视以“天道”的威权对“人道”的干预。甚至更有人明确地认为“天不可信”[15]，欲从根本上扫**对天的信仲。这种对天的怀疑思潮与诸子们的人本倾向交相辉映，结织成春秋战国思想界璀璨夺目的思想画卷。
不过，物极必反。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神学地位的下降，从思想发展的角度看，固然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特别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人定胜天”的呐喊，犹如在漫漫长夜划出的一道闪电，从抽象思维的高度表达了中华民族不畏艰辛、勤劳勇敢的英雄气概，有利于激励人们真正确立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然而，可悲的是，在科学尚不足以真正认识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条件下，荀子的这种思想在小农经济像汪洋大海一样的中国古代社会，显然难以得到科学的证明。而且，在当时的自然科学领域中，科学与宗教犹如一个连体婴儿那样难分难舍，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刚刚诞生的初期，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在春秋战国时代，人们运用简陋的天文观测手段，对于行星、恒星以及日食、月食的认识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春秋》一书记载的37次日食，经过现代科学的证明，有33次是可靠的。这些记录的数量之多和准确程度之高，都是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16]不过，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这时的科学尚不是以真正理解天体的内部构造和运行规律，这些珍贵的记录虽然为后人研究古代天文学史提供了依据，但在观测者与记录者的本意，或许只不过是记录他们尚未能理解的“灾异”现象，以使“乱臣贼子”警醒而已。
而且，从荀子思想本身来分析，将天人之间本来客观存在着的联系绝对分开，片面地强调只要人们“强本而节用”，“备养而动时”，就可以做到“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17]彻底否认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干预，显然是主观浪漫主义的幻想，其思想方法无疑是形而上学的。这种倾向起源于周人对天的怀疑与不信任，而由荀子集其大成。由此，这一时期，姑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分析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