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天人关系，说到底，实质上是人和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它是人类形成之初所进行的第一个反思，也是人类至今也无法真正解决的难题之一。因为，人对自身及自然的认识在目前的条件毕竟仍无法穷尽。
在蒙昧时代，人们对天人关系的看法尚停留在直观的感性经验阶段，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人们的思维尚不能真实地反映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思维水平的局限，人们这时也不能有意识地虚构天人之间神秘关系的谎言。这两个方面都表现为不自觉的行为，换言之，人类关于天人关系的反思当时还处于原始综合阶段，即相信天人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关系，只是此时尚不能清楚更无法利用这一关系。
生产的发展，经验的积累，带来自然科学的萌芽。然而，伴随自然科学萌芽而来的却是愚昧、无知以及一部分聪明人利用自然科学的手段与成就而人为地制造一些迷信，以愚弄和欺骗更大多数的后知后觉。从客观外界原因看，以日月星辰为主体的自然界，除了赐予人类阳光、温暖、草荣、物盛外，更多而且使人们经常感到困惑和恐惧的则是令人惊骇的雷电、风雨、流星、日月蚀等不正常现象。“恐惧创造了神。”[1]面对这些人类当时无法抗拒的自然破坏力，人类开始施展羽翼初露的幻想翅膀，希望通过假设“祈求来获得自然界更多的恩赐”。列宁说：“神=完美的人的形象。”[2]在蒙昧时代，人们在无数的自然崇拜现象中，首先表现出将日月星辰等天体拟人化的倾向，以期这些天体是有善良的德性而赐福人间。这种倾向在开始虽然是一种无意识的活动，但对后来天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
夏代的社会思想意识，据说是“遵命，事鬼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3]表现出一种宿命论、泛神论和人本主义杂糅的综合倾向，尚未对天人之间的关系作出明确的表述。然而到了商代，中国人对天的崇拜达到了顶点，“唯天监下典厥义，降年有永有不永”。[4]国之大事，惟祀与戎，举国上下充满着妖气与迷信。
不过，对天的崇拜也像抛物线一样，盛誉的顶点也正是威信下降的开始，天的至上权威也正是在商代开始逐渐从最高点退了下来。这种趋势发展到周代，统治者在一般情况下则表现出对夫的权威的有意识的利用，而在另外一情况下，则表现出对天的权威的蔑视，统治阶级中似乎已经有人不那么相信殷人的天人观念了。郭沫若说，周人“极端尊崇天的说话都是对待殷人或殷的旧时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周人之继承殷人的天的思想只是政策上的继承。”[5]
周人对天的权威的怀疑思潮，其历史意义无疑是进步的，它势必激发人本主义思潮在神学的妖雾中慢慢地显露出来，这在先秦诸子中有较多的表现。但是，周人对天的怀疑，从本质上看，只“是帝的一种变革，然而这种变革并不是祖先神‘帝’的否定，而是‘帝’的改良，这就不可避免地潜藏着以祖先配上帝配天的天人合一的因素。”[6]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周人对天的怀疑，在客观效果上对后来天人理论中的两大系统即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都有相当的影响力。
在春秋战国诸子思想中，这两种倾向虽然同时存在，但由于当时科学的初步发展以及复杂的社会矛盾对理论的需求，因而使那些积极探讨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诸子的思想主流无不倾心于人本主义。简略地说，孔老思想的基本表现形态依然因袭西周时的观念，对天的权威处于信与不信的十字路口，孔子一方面表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7]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化的上帝，看作人类和自然界的最高主宰；但另一方面，孔子对天的权威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不可知的存疑精神，所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8]实际上对天的信仰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而更多的似乎还是倾向于相信人类自身的内在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