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先秦思想之大成的荀子，深入分析了先前各家政治思想的弱点和长处，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以“隆礼重法”作为治国的根本原则。他认为，作为一种较为合理的社会制度的构想，既要加强礼义制度和以礼义为内容的道德教化，又要充分重视法律对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他说：“至道大形，隆礼至法则国有常。”[6]假如，“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7]所以，“治之经，礼与刑，君子以修百姓宁。明德慎罚，国家既治四海平”。[8]
从总的原则上说，荀子认为治国大道就是隆礼重法，而在政治实践上，荀子也对孔子的“正名”思想有所因袭和发展，他在回答如何为政时说：“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9]这里虽然抛弃了传统儒家的血缘政治观念，但仍如传统儒家一样，格外重视名分等级制度，重视名以符实。
和孔子一样，荀子的正名思想主要兴趣不在逻辑学方面，而在社会实践领域，他说：“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其民悫。悫则易使，易使则公。其民莫敢托为奇辞以乱正名，故壹于道法而谨于循令矣，如是则其迹长矣。迹长功成，治之极也，是谨于守名约之功也。……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10]这就将正名的目的彻底道清。
孔、墨、荀等先秦思想家的正名思想对董仲舒产生很大影响，董仲舒在前人思想基础上并结合对当时社会现实的分析，重申了正名主义的原则，并以这一原则重新建构统治阶级的方略。他指出：“《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故名陨石则后其五，言退鹚则先其六。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11]依然将名实相符视为统治方略的基本原则之一。
依据这一原则对照当时的社会现实，董仲舒以为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重新考虑，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贫富不均，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椎之地。董仲舒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动乱之源，而吏制腐败、社会成员不安于各自的名分又是贫富不均之源。当时吏制腐败的突出表现是官僚经商，与民争利。官僚经商，势必利用手中的权力谋私利，与无权百姓特别是职业商人形成不公平的竞争，不仅损害了后者的正当利益及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且造成社会结构秩序的紊乱。他明确主张，“已大者不得有小者，天数也。夫已有大者又兼小者，天不能足之，况人乎！故明圣者象天所为，为制度，使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乃天理也”。具体点儿说，“君子化则不稼田，则不渔食”。[12]“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13]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为官不农、不商，不与民争利。
董仲舒认为，官僚与民争利，造成吏制腐败和社会分配不公，必然使社会状况形成恶性循环。“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天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楚民，民日削月腹，浸以大穷。”结果则势必造成“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也”。[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