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过，董仲舒对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构思，其思想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先前的思想资料，一是基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性思考。而其致思的基本特色或者说基本路数，则是借助于“正名”这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
我们知道，以正名为核心内容的等级观念是孔子以来儒家的主导思想。在孔子的思想里，除了强调对自然、社会和一般事物的名实正当的思维形式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名分、等级等等属于主观政治伦理方面的实践法则问题。按照孔子的要求，统治者的主要职责是使每个社会成员自愿安于各人命定中所处的社会地位而勿僭位逾等，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这就将本来只具有逻辑学意义的名实问题提到能否使社会长治久安的政治高度。孔子之后，儒、道、墨、法、名诸家也都致力于名实问题的探讨，他们虽然侧重点不同，但在涉及到社会政治问题时，无不与孔子的正名——等级观念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先秦诸子的正名思想对董仲舒有很大的影响，它不仅促使董仲舒在思考社会政治结构的合理建置时充分注意到名实相当的问题，而且启发董仲舒在对君主行为规范的设计中也格外重视名实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准则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导民以礼，自己首先成为道德的楷模。墨子也认为，天下有义则治，无义则乱。“然而正者，无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是故庶人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士正之；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大夫正之；大夫不得次己而为正，有诸侯正之；诸侯不得次己而为正，有三公正之；三公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次己而为正，有天正之。”[3]在这里，我们除了看到自上正下的原则外，也看到墨子是多么认真地强调自上而下的严格的等级序列。仅就此而言，孔墨思想实有相通相容之处。所有这些，都不能不对董仲舒关于中国传统政治的整体构思产生一定的影响。
至于前述董仲舒所提出的“大德而小刑”的主张，也是基于新的历史条件，依据名实相符的原则，通过对先秦以来思想资料的批判继承而建构的。孔子曾经说过，通过对道德教化治国与以刑治国的相互比较中可以看出，前者远远优于后者。换言之，用政令和刑罚来治理国家，虽然可以使国家暂时处于安宁状态，但从长远来看，则远不如用道德教化移风易俗，用礼的规范来制约人的行为，以潜移默化来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人们自觉养成羞辱之心和完善的人格。孟子也强调：“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4]他以为，用道德去感化人民是政治形式的上乘即“王道”，而嗜于武力征服，即使拥有天下，也不过是统治方式的下乘即“霸道”，孔门之徒羞以言之。
儒家之外，如墨子也不主张以刑罚为治国大道，而期望建立一个“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国。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国不治的惟一根源在于“不相爱，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谓乱也。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爱君，故亏君而自利；此所谓乱也。虽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谓乱也”。[5]因而，墨子主张疏导人们树立“兼相爱”的高尚品格，全体社会成员各正其位，各尽其责，是使社会安宁的根本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