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政府消费开支相当于当时GDP的16%，但到现在，已经上升到GDP的30%，即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过去60年里减少了一半，而政府的开支占GDP的比重，基本上翻了一倍。这两条不同的曲线，是怎么来的？背后的支持，主要是来自于：第一，征税权，基本上不会受到太多的制约；第二，通过国有制的安排，国家垄断了社会资产的绝大部分，而不是由老百姓的家庭来分享。由此产生的结局，必然使得民间消费增长艰难万分。
打破对过去经济模式的依赖，唯一的出路或选择，就是制度上的改良，尤其是要控制税收的增长。特别是2009年，据报道6月份全国财政税收增长了将近20%；相对于去年同期，7月份的财政税收，还是增长了10%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之下，如果税收还继续按照这种速度增长的话，这是不可原谅的。
据我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地税局和相关部门，给当地企业施加压力，要求把明年的税赋提前上缴，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破坏性的举措。为了追求税收增长率，不惜杀鸡取卵，要求民营企业将好不容易赚到的一些钱提前缴公，等于把民营企业逼到了死胡同。从长远来说，对中国经济的活力、对老百姓的就业机会的增加，都是根本性的打击。
为什么中国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总是慢于GDP的增速？国家统计局最近公布，上半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了98%，许多网民戏谑为“被增长”（当前，越来越多的“被”字句流行，比如“被就业”、“被捐款”、“被代表”等等，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为什么普通人能够感受得到的经济增长没有官方公布的GDP增速那么高？就像我的另一本书的书名所揭示的：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第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太多，制度成本太高了。第二个是国家财政税收太多，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政府在整个国民收入的大馅饼中分到的国民收入越来越大。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有资产的升值都转移到了国家手中，却没到老百姓的口袋里。
我觉得，9.8%的数据和其他方面的数据是不一致的。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劳动力就业市场供给不出现根本性增加的话，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前提之下，劳动力的价格不可能出现快速上升。从这些大的宏观数据可以看出，可支配收入增长了98%，可信度却不是太高。
要以民间投资部分替换国企投资，这是共富之道
——夏斌如何降低“国进民退”的现象？
在解决促进新消费的资金来源问题上，您曾提议“应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的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财力来大力扶持居民消费”。基于中国的国情，扩大国企分红范围，落实起来能否冲破重重阻力？
夏斌：
有两条措施。第一条措施是，进一步扩大国企分红范围，有计划地减少国有企业的政府持股比例，以增加国家当年财力，大力扶植居民消费。目前，不管是改善居民收入分配结构，还是扩大内需中的居民消费水平；不管是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社保水平，还是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都直接受制于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状况。
虽然2009年财政安排已出现3%左右的赤字，但我认为，这时不仅要算当年财政部的财政收入账，更要算国家大账，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账。因为与我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财力相比，负债累累的美国、日本政府根本不能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