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目前围绕着土地的问题与现行法律之间的因果关系，要有深入细致的分析和认定。如果对导致问题的法律原因判断有误，甚至完全颠倒，也会影响到法律的修订。例如，对于城市扩张侵蚀耕地的问题，有些看法认为是政府管制过少，有些看法认为是管制过多，政府权力过大，导致政府可以以强制力低价征地。如果按照后一种看法，在修法时就要约束政府部门的管制权力，也许会阻止问题的进一步恶化。
然而，反观这一稿“修订草案”，围绕着土地的重大问题似乎都不存在，或者认为不需要总结和提炼《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的利弊得失；而“修订草案”的修改方向，包括进一步增加土地管理部门和征地政府部门的权力和进一步剥夺农村集体的土地权力，则显得毫无理据和武断突兀。
中国书面上的政治结构还有许多可取之处，包括有人大的监督，有相对完善的司法体系，因此法律法规也必须通过人大来决定。
其实监督不是什么坏事，而是提醒和弥补不足之处，防止犯错误。但是，现在监督依然有问题。既然有书面的这种政治结构，就得寄望人大发挥作用。我们的义务和职责只能是建议和呼吁，我们应该有这种共识：唱对台戏不是互相成为敌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好，为整个执政党好。防止犯了错而没人纠正，这是好事。
有时候，所谓的宪政原则不见得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更不见得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有时候也是通过执政者的理解，依赖许多精英人物。就像美国，当初华盛顿当了总统，人们原以为他至少要当终身总统、甚至是国王，但是他到期就下台了，许多人还是很意外。
这个问题包含了一种文化传统。应该说中国新的文化传统还没有形成，宪政思想还没有成为主流。我相信很多人不是想做坏事，而是没有宪政思想。他们认为政府什么事都可以做，认为可以因为一个技术性的理由而违反基本原则，认为“小道理”可以管“大道理”，这就是因为宪政思想没有形成主流文化所致。而眼下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达成共识，还没有形成主流文化，也没有达成宪政共识，没有形成不言而喻的一种基本原则。
以前中学的课本宣扬的都是阶级斗争，如今已经变成宪政民主，这是社会的一种改进。另外也要考虑现在，高层肯定也有疑问，比如对国进民退至今没有表态，存疑就是好事。
我认为中国知识精英应该超越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在体制外机构的研究人员。说话是否有影响，不在于你的权力和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你说的是不是正确的。我们不会去炒作，只是尽量坚持说得对，尽量希望有关方面能够重视，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政府要给老百姓“减负”
——陈志武谁是“国进民退”的罪魁祸首？
目前中国内需严重不足的局面，已成为这么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您曾经提到税收刚性增长的问题，这是否也是内需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陈志武：
现在看来，只要政府税收增长的速度继续失控地增长，然后，国家掌握社会的财富继续扩张的话，中国的民间消费就不可能有太多的增长机会。我们知道，征税权的失控，必然意味着国民收入越来越多往政府间转移。1952年中国民间消费占当时GDP的69%，1978年的时候下降到45%，到最近，民间消费只相当于GDP的35%。我觉得，过去的60年，总体上民间拿到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在下降，而与此相比较的是，政府掌握的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上是在上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