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解决有关安全的问题，就要加强政府的安全监管，而不是由企业的国有或民营性质来解决。国企有自己的正面因素，好像能够由政府直接监管；但是它有自己的问题，国企也会为了经济利益而不顾安全措施，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国有煤矿屡屡发生安全问题的原因。
另外，环保恰恰是国有企业做不到的。国企太强势，它的污染对周围村庄的损害是当地民众无法投诉的，没有制度制衡，想诉讼都是没地方立案的。而恰恰是国企的强势，导致了像山西等类似地方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如此一来，宪政的作用非常重要，政府不能随便介入到市场中去，否则会产生负面的结果，使得市场不能公平地竞争。因为在既有国企又有民企的时候，国企又是所谓的“共和国的长子”，这时政府怎么能够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呢？更有甚者，它去帮着国企兼并民企。
由于国企是政府权力加上市场规则，它们的收入更多的是靠政府权力得到的垄断权力，这个结果对社会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导致社会效率的降低。
垄断背后=官进民退？
垄断企业利益背后往往是行政力量和部门利益。在决策或履行职能过程中，有些部门过多从本部门利益出发，过于强调、维护与谋取本部门利益，影响了决策的战略性、全局性和前瞻性，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从而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
盛洪：
对，这个“部门利益”很可能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行政部门的权力不受约束，而国有企业就是行政部门的一个衍生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国进民退”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官进民退”。“国”字会引起误解。
把国企和行政部门放在一起看，行政部门也分成不同的部门，如果说行政权力不受约束，其实体现在部门权力也不受约束。意思是，行政作为一个整体的话，它还有许多整体的、长远的、理性的考虑，也不至于到如此地步。现在是具体的部门权力不受约束，它比抽象的行政权力不受约束还要厉害，因为部门只是单个角度。
部门利益不应高于政府整体利益和社会全局利益。如果我们行政机关还不能驾驭到具体的部门，而部门权力又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追求部门利益最大化，就会给社会的公正与安定埋下隐患。
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后面简称“修订草案”），修改条款（包括更改、新增和删除）多达116条。对于一个原来仅有86条的法律来说，修改率高达135%，用“脱胎换骨”或“天翻地覆”都难以形容。
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2005年电话记录的74000多起群体性事件中，有15312起与土地有关。每年有将近8万起的群体性事件，其中64%就是因为征地引起的，这意味着我们的社会每天都有几百起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发生。
本来农民利益就被侵夺，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万的失地农民，他们没有得到合理的补偿，因此怨恨在心。
在这种背景下，还要出台一部进一步侵犯农民利益的“部门法案”，你拿什么去解释？
说法律要与时俱进，是说不仅要随着时代演进做出调整，而且还要根据过去实践中的利弊得失修正原有法律中的错误，使法律变得更为公正，并使社会更能有效运转。这首先需要对自上次法律修订以来，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进行梳理。
这些围绕着土地的重大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我国有关土地的实践与现有法律框架的互动关系。若要修改法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的调研、梳理与判断，认定这些事实确实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