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西方最大最深刻的危机，也是西方对中国影响最深刻的危机。本质上讲，它对西方世界的经济体制提出的挑战，恐怕也是极其深刻的一次，由此对中国体制改革的影响也可谓空前。
从西方经济的制度演变和政策方式演变看来，它始终有一个经济哲学的分歧，也就是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理性干预主义两个阵营的争论。从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开始，经济自由主义是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背景的古典经济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倡导经济自由主义，叫做“看不见的手”，这是最典型的例子。当时的观点主要是战胜两个东西，一个是封建的、专制的政权，即资产阶级革命；另外一个从政策方面，它实际上是反法国的重商学派。在英国的革命之前，重商学派是主张干预的，认为财富的源泉来自于国际贸易，那么国家就是最大的获得财富的动力，国家肯定要做主导了。当年英国财政大臣提出一系列的财政保护措施及国家主导的国际贸易政策，即后来所谓的重商主义。
所以，英国产业革命实际上宣告了商业革命时代的结束，它以经济自由主义主张，既反对封建专制，又反对之前法国国家干预的政策主张。在此前后大概有100多年的历史，最后经济自由主义取得胜利。这既是对封建时代、也是对重商主义的一个胜利。这是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着第二波世界强国的崛起，德国和美国逐渐崭露头角。但是它们的工业化比英法要晚，在19世纪起来时不能主张自由竞争，因为它们的资本力量比英法要弱，所以要追求国家保护。德国的历史学派、美国的制度学派，当时就提出来国家要干预，所以德意志始终对国家意志很强调。这时他们对经济自由主义就提出了怀疑，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开始形成，但是没有占统治地位。
不过，到了1929～1933年大危机，表明市场自发的自由是有问题了，就产生了凯恩斯革命，国家理性干预主义就开始出现，取代了英国经济自由主义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这是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经过“二战”几十年就出现了滞胀，凯恩斯主义逐渐失灵，就形成新自由主义学说。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新的经济自由主义重振，强调产权问题、市场自由竞争，因为它们觉得国家干预主义也有失灵的时候，而且问题更大。
这一次是第五次，经济自由主义遭到了新的挑战、新的怀疑。出现危机之后，大家都在检讨自由竞争是有一定问题的。
1999年美国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美国的金融机构开始转向混业经营，监管机构由分业监管变为功能性监管。这是一次监管制度的变迁，同时也导致了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而监管制度不成熟不完善的困境，这也是金融危机失控的一大原因。而21世纪的这次危机我们也会迎来一场新的制度革命。特别是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过分泡沫化，过分地交易，造成市场中的种种问题，诸如，信息不对称问题、欺诈问题、道德问题、投机问题、约束问题等等。这就表明在现在经济中，发达市场就有发达市场的缺陷。
由于这次危机是一百多年来最大的危机，将会导致西方经济学理论又一次大的变化，又一次重新的思考，但是理论变化有其滞后性，并不会马上产生。而这次危机对中国制度的影响恐怕也同样是空前的，大家多是关注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已经影响到了体制问题，且要比增长问题的影响更深远。因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改革历史时期，即市场化的历史进程当中，危机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走向可能影响很大。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内需乏力乃社保费率不当之过
——白重恩社保可能不仅没有增加储蓄，反而有可能减少了储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