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重心是“富民”中国经济效率堪忧
——刘伟如何降低失业率，提高经济效率？
从凯恩斯理论及菲利普斯曲线看到的，现在一是失业率的问题，二是通胀的问题。中国失业率已经在提高，而股市、楼市却在涨，这会不会构成滞胀的因素？从总供给角度看，应该怎样调整宏观政策结构，降低失业率，来提高经济效率呢？
刘伟：
股市、楼市是一个资产品的价格，相对微观，暂时还无法构成整个经济的滞胀。
宏观地看，物价总水平和失业率的提高并行就是滞胀。物价总水平、宏观问题讲的不是股市或楼市等某一个产品。
因为滞胀的局面很复杂，宏观政策选择起来也很困难，所以现在就要考虑：第一，这一轮拉动增长的效应能否尽快显现出来，增加就业。如果显现得越快，就表明恢复得越好（即使出现通胀），我们政策掉头时候的“本钱”就越大，这就得通过把宏观政策搞得很紧来治理通胀了；第二，如果这一轮政策下去带来的增长不大，失业率不低，通胀一来就不敢大手笔地治理通胀，那是因为失业的压力太大了。因此，这一轮宏观政策的选择和拉动增长的效应，对未来经济效率的提高至关重要。
控制滞胀必须提高经济效率，此时要特别考虑这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因为未来出现滞胀的关键是成本提高，包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品的价格、生产资料投入品（煤电运油、上游投入品）的价格。特别是在这儿，一方面资本品、稀缺品的价格在提高;另一方面，关键是人们掌控和使用的效率能否提高。滞胀的要害是成本推动的，那就是成本在提高，产出没有压住它。所以要特别突出刺激经济增长的效率情况，技术含量、投入产出比越好，未来滞胀的可能性就越小。
目前在效率方面实在令人堪忧，包括过去一些被禁止和限制的项目，现在也因为保增长而纷纷上马。这是近期的问题，可以理解。这属于短期对付危机的手段，但是中期不能如此，否则又会形成新一轮的次贷和低效率。所以，这次宏观调控中央有很大的变化，叫“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调结构就不是需求方面的，而是供给方面的，不是短期的而是中长期的。
结构变化是效率提高的函数，即由于效率的改善，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企业之间效率改善的速度和程度不一样，使其在国民经济中成长的竞争力不同，然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就有了结构性的变化，包括地区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所以结构变化是效率改善的结果。
由于效率改善不同，国民经济表现出结构也开始变化，而效率改善是建立在技术和制度创新之上的，这两者是中长期的事情，而不像刺激总需求那样，措施一下去就见效。
从总供给角度调整结构，提高效率，就需要技术和制度的改变，所以要把近期和中期的任务衔接好，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总量扩张和结构调整、速度提升和效率改善，统统衔接好。这才是在能够有效地保增长、扩就业的同时，避免未来中期出现滞胀的根本办法。
近期威胁主要是衰退，中期主要是滞胀。治理衰退就是刺激总量需求，但是治理滞胀就不是总量的问题了，而是供给问题，就要有结构的变化、有效率，这样才能把成本降下来。
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
我们为实现阶段性任务和主要矛盾的解决而有所侧重，的确可以理解，但破坏一样东西很容易，建设一样东西却很难。在“危机”、“复苏”等语境下，会不会出现违背科学发展的基本原则、以保增长为名推迟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刘伟：
这是两个问题。增长问题只是宏观目标、政策倾向问题，而社会问题分为增长问题、发展问题、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就是这次经济危机会不会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