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所以恃句股术，谓其有证于近事。顾未知目视不能及远，远则微差，其差不已，遂与术错。譬游于太湖，广袤不盈百里，见日月朝夕出入湖中；及其浮于巨海，不知几千万里，犹见日月朝夕出入其中矣。若于朝夕之际，俱设重差而望之，必将大小之同术，无以分矣。横既有之，纵亦宜然。
又若树两表，南北相距十里，其崇皆数十里，置大炬于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南表之下，仰望北表之端，必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又置大炬于北表之端，而植八尺之木于其下，则当无影。试从北表之下，仰望南表之端，又将积微分之差，渐与北表参合。表首参合，则置炬于其上，亦当无影矣。复于二表间更植八尺之木，仰而望之，则表首环屈相合。若置火炬于两表之端，皆当无影矣。夫数十里之高与十里之广，然犹斜射之影与仰望不殊。今欲凭晷差以指远近高下，尚不可知，而况稽周天里步于不测之中，又可必乎？十三年，南至，岱宗礼毕，自上传呼万岁，声闻于下。时山下夜漏未尽，自日观东望，日已渐高。据历法，晨初迨日出差二刻半，然则山上所差凡三刻余。其冬至夜刻同立春之后，春分夜刻同立夏之后。自岳趾升泰坛仅二十里，而昼夜之差一节。设使因二十里之崇以立句股术，固不知其所以然，况八尺之表乎！
原古人所以步圭影之意，将以节宣和气，转相物宜，不在于辰次之周径。其所以重历数之意，将欲恭授人时，钦若乾象，不在于浑、盖之是非。若乃述无稽之法于视听之所不及，则君子当阙疑而不议也。而或者各守所传之器以术天体，谓浑元可任数而测，大象可运算而窥。终以六家之说，迭为矛盾，诚以为盖天邪？则南方之度渐狭；果以为浑天邪？则北方之极浸高。此二者，又浑、盖之家尽智毕议，未能有以通其说也。则王仲任、葛稚川之徒，区区于异同之辨，何益人伦之化哉。凡晷差，冬夏不同，南北亦异，先儒一以里数齐之，遂失其实。今更为《覆矩图》，南自丹穴，北暨幽都，每极移一度，辄累其差，可以稽日食之多少，定昼夜之长短，而天下之晷，皆协其数矣。
昭宗时，太子少詹事边冈，脩历术，服其精粹，以为不刊之数也。
初，贞观中，淳风撰《法象志》，因《汉书》十二次度数，始以唐之州县配焉。而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北戒自三危、积石，负终南地络之阴，东及太华，逾河，并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东循塞坦，至濊貊、朝鲜，是谓北纪，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益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故《星传》谓北戒为“胡门”，南戒为“越门”。
河源自北纪之首，循雍州北徼，达华阴，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至太行之曲，分而东流，与泾、谓、济渎相为表里，谓之“北河”。江源自南纪之首，循梁州南徼，达华阳，而与地络相会，并行而东，及荆山之阳，分而东流，与汉水、淮渎相为表里，谓之“南河”。故于天象，则弘农分陕为两河之会，五服诸侯在焉。自陕而西为秦、凉，北纪山河之曲为晋、代，南纪山河之曲为巴、蜀，皆负险用武之国也。自陕而东，三川、中岳为成周；西距外方、大伾，北至于济，南至于淮，东达钜野，为宋、郑、陈、蔡；河内及济水之阳为鄁、卫；汉东滨淮水之阴为申、随。皆四战用文之国也。北纪之东，至北河之北，为邢、赵。南纪之东，至南河之南，为荆、楚。自北河下流，南距岱山为三齐，夹右碣石为北燕。自南河下流，北距岱山为邹、鲁，南涉江、淮为吴、越。皆负海之国，贷殖之所阜也。自河源循塞垣北，东及海，为戎狄。自江源循岭徼南，东及海，为蛮越。观两河之象。与云汉之所始终，而分野可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