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即位，厉精为治。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又曰：“古者或遥闻辟召，或一见任之，是以士脩名行，而流品不杂。今吏部始造簿书，以备遗忘，而反求精于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记。”于是下诏择京官有善政者补刺史，岁十月，按察使校殿最，自第一至第五，校考使及户部长官总核之，以为升降。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已而悉集新除县令宣政殿，亲临问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诏员外郎、御史诸供奉官，皆进名敕授，而兵、吏部各以员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铨司之任轻矣。其后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议置十铨，乃以礼部尚书苏飂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吴兢谏曰：“《易》称‘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侵官也。今以飂等分掌吏部选，而天子亲临决之，尚书、侍郎皆不闻参，议者以为万乘之君，下行选事。”帝悟，遂复以三铨还有司。
开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书，始作循资格，而贤愚一概，必与格合，乃得铨授，限年蹑级，不得逾越。于是久淹不收者皆便之，谓之“圣书”。及光庭卒，中书令萧嵩以为非求材之方，奏罢之。乃下诏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从事，更造格以分寸为差，若循新格，则六十未离一尉。自今选人才业优异有操行及远郡下寮名迹稍著者，吏部随材甄擢之。”
初，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后乃还本司视事。兵部、吏部尚书侍郎知政事者，亦还本司分阙注唱。开元以来，宰相位望渐崇，虽尚书知政事，亦于中书决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尚书者，不自铨总。又故事，必三铨、三注、三唱而后拟官，季春始毕，乃过门下省。杨国忠以右相兼文部尚书，建议选人视官资、书判、状迹、功优，宜对众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员阙，一日会左相及诸司长官于都堂注唱，以夸神速。由是门下过官、三铨注官之制皆废，侍郎主试判而已。
肃、代以后兵兴，天下多故，官员益滥，而铨法无可道者。至德宗时，试太常寺协律郎沈既济极言其敝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