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南清流党主将、翰林院侍讲盛昱站出来了，他非常不满地质问朝廷和慈禧：“越南两镇失守，徐、唐二人当然罪不可赦，可身为朝廷枢臣的军机大臣们是不是也要追究责任啊？”于是，他又上疏参劾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失职，要求朝廷追究其责任。
盛昱对恭亲王的参劾倒是符合慈禧的心意，她看清了形势：恭亲王等人妥协求和、消极怠战，是导致越南两镇失守、法军得寸进尺的重要原因。
目前，朝野上下抗战的声音震耳欲聋，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我要是一再坚持妥协求和的话，肯定无法向臣民们交代。那么，我只能顺应臣心民意抗战了。但要抗战，必须要罢免把持军政大权的恭亲王等人，而且要在抗战之前罢免他们，否则就无法抗战！
慈禧早就想罢免恭亲王了，只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机和借口。现在，时机到了，借口也有了，那就是他一心妥协求和，最终导致越南失守，清军屡屡败退，法军步步进逼，甚至追打到了国门，这实在有损国威！
就这样，慈禧使出了一个狠招：罢免恭亲王的军机处领班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的职务，削去了他的一切军政大权。慈禧罢免了恭亲王还不过瘾，还把恭亲王领导下的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班子成员全部撤换！
这些人是大学士宝鋆、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
接替总理衙门大臣的是庆郡王奕劻（1838—1917年，满洲镶蓝旗人），奕劻是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自幼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后历封贝子、贝勒。他一直巴结、讨好慈禧，慈禧便令他出任总理衙门大臣，可他却是庸碌之辈。
撤了旧的班子后，慈禧又组建了新的军机处班子，领班大臣是礼亲王世铎，成员有吏部尚书张之万、户部尚书阎敬铭和额勒和布、工部侍郎孙毓汶、刑部侍郎许庚身。此事件史称“甲申易枢”（农历甲申年）。
在新的军机处班子中，礼亲王世铎（1843—1914年）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礼王代善的第九代孙，他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只会谦虚礼让，迎奉上司，就连见了慈禧身边的大太监李莲英，也礼让三先。
张之万和阎敬铭就不必介绍了，做官能做到这个位置，他们绝对是功德圆满。
额勒和布（?—1900年，觉尔察氏，满洲镶蓝旗人）和阎敬铭同为户部尚书，而额勒和布是满人，因此他又被称做满尚书。在清朝，京官一般都设一满一汉，名义上是体现满汉平等，实际上则是相互制约，这是皇权之术。
工部侍郎孙毓汶（1833—1899年，山东济州人）也是一个善于迎奉讨好之人，他和大太监李莲英义结金兰，深受慈禧信任。宫里只要有一点儿风吹草动，他都能通过李莲英详尽掌握，从而见风使舵，见异思迁。
许庚身（1825—1893年，浙江杭州人）因为办事干练也深受慈禧赏识，但他这个人却不像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那样逢迎上司，讨好权贵。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他坚持认为“驭夷无上策，可主战，不可迁就”，在这方面，他的主张和张之洞相当一致。
从表面上看，新的军机处班子，并非都是一路人，但细究之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这些人都和醇亲王奕譞有关。
首先，礼亲王世铎是醇亲王举荐的人，这个礼亲王，他平时不仅逢迎讨好慈禧和李莲英，对醇亲王也是恭敬有加。醇亲王非常信任他，醇亲王举荐他出任军机处领班大臣，其实是安排他代替自己执掌军政大权。醇亲王一向谦卑低调，慈禧再三希望他出山接替恭亲王，但他就是不愿抛头露面，就是不想从正面上和恭亲王争权夺利。
难道说，他连一点儿的权力欲望和野心都没有吗？非也！在权欲和野心方面，他比一般的皇子都强。只是，儿子当了皇帝，他不能有非分之想，他只好把一切都深埋在心底，且不得显露一丝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