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弼士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来南洋淘金的众位乡亲。许多潮州人借助于张弼士的帮助，在南洋各地办起典当行，很快形成业内垄断，并进而发展成雄霸一方的潮州帮，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与亨利的友情，成为张弼士真正发迹的基石。这是善人善报，更是权力与财富的结合。这样的故事，今天依然在东南亚一带不断上演。因缘际会，张弼士有意无意中走上这条道路。他坚定不渝地走了下去，从巴城走到东南亚，又从东南亚再走回中国，而且越走越宽广，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
既得陇，更望蜀。这不仅是军阀们的天性，更是商人的本能。
腰包迅速鼓起来的张老板，没有在“当地富商”这个称号面前止步，他的商业胃口已经被大大地刺激起来，巴城已经圈不住那颗急于扩张的心。
在拿下酒税与典当捐务后，张弼士又将目光投向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一些岛屿的鸦片烟税。很快，这项业务就被他拿到手，还趁势垄断了新加坡两个地区的鸦片专卖权。一统烟土税江湖后，张弼士又把目光先后投向了垦殖开发、开矿、房地产、药材经销。
当时的印尼，地广人稀，大片的土地都处于原始状态。荷兰殖民政府非常鼓励有钱人从事垦殖开发，那阵势真是不开白不开。
从1866年起，张弼士先后创办了多家垦殖公司。这些公司开发的地盘之大，让人吃惊。他在荷属怡厘创办的裕业垦殖公司、爪哇日里创办的笠旺垦殖公司就有橡胶园八处。其中一处，直径百余里，雇工数万人。家人坐马车去玩，清晨从农场大门进去，笔直往前行驶，到日落竟然还没走到尽头。
张弼士小时候就听说过，不少客家人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开锡矿，留下许多传奇故事。他先后结识了下南洋的客家商人张煜南（张榕轩）、谢梦池、戴欣然，然后跟着他们亲自到马来西亚的霹雳州拉律和吉隆坡的暗邦等地考察，拜访客家前辈富商。在那里，这些商界新锐亲眼看到马来西亚锡矿事业兴旺发达，他们当即决定到马来西亚开发锡矿。当时正逢欧洲工业革命，锡的价格飞涨，单是锡矿开采和出口，就使张弼士获取了巨额利润。
哪里有市场空白，哪里就有张弼士的身影。当时，随着印尼经济起飞，许多人因垦殖、开矿发了财。钱一多，人就想显摆，衣食住行都要求上档次。而当时印尼一般城市住房都是低矮的茅屋或铁皮屋，张弼士看在眼里，计上心头。
在印尼的棉兰和马来西亚的槟榔屿风景优美的海滩，张弼士选择最佳地段大兴土木，兴建了大量中西合璧的高档别墅。这些高档别墅美轮美奂，吸引了大批欧洲及华裔富商前去购买，从而把印尼的房地产业推向了**。
此外，张弼士还开办了主要承兑华人华侨储汇业务的日里银行，建起了沟通欧洲、东南亚与国内的中西药批发网络。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0多年间，张弼士经营的企业风生水起，涉及印尼、马来西亚许多重要行业，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商业王国。据统计，到1869年，张弼士的资产达到8000万两白银，比清政府当年的财政收入（7000万两白银）还多1000万两白银；比当时江南首富胡雪岩的财产多出5000万两白银以上。
从卖身的“猪仔”到南洋首富，张弼士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这其中的因素很多，除去个人的勤奋与因缘际遇外，经营上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有这么几条：一是主攻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二是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三是效仿狼群战术，依托商帮投资。
上 书
富而思贵，乃人之常情。
难得的是，张弼士不愿意在异国做官。19世纪90年代初，张弼士已经在南洋富甲一方。英国、荷兰属南洋殖民当局看中他的影响力，曾多次要给他封官赐爵，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吾生为华人，当为中华民族效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年下南洋，只是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衣锦还乡，实业报国，才是他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