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做得大，财富多，并不足以为世人楷模，我们最看重的，还是这些人的创新能力、理想信仰与社会责任意识。民国年间有钱人多的是，生意做得大的人也不少，但真正能在生产技术、公司治理与商业模式上，大胆创新并成功实践的，其实不多，而这12位，恰恰是其中集大成者。纵观这些人的一生，可以发现，他们不仅是中国新式工业的拓荒者，更是新型商业的奠基人，他们所精心打造的新兴产业福泽万民，他们所创造的许多商业模式垂范至今，他们在践行社会责任上堪称楷模。
在重大产业开拓方面，这些人是勇士。
人们都知道，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毛泽东有“四个不能忘”的说法：重工业不能忘了张之洞，轻纺工业不能忘了张謇，化学工业不能忘了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了卢作孚。
类似的比喻，在这12个人身上，还可以有很多。比如，机械制造业不能忘记严裕棠，葡萄酒酿造业不能忘记张弼士，百货业不能忘记马应彪，旅游业不能忘记陈光甫……
在商业模式创新上，这些人更是精彩不断，创造了很多个第一。
马应彪推出中国第一位女售货员，第一个女模特，第一张优惠券，第一家融百货、娱乐场、餐饮街、宾馆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
陈光甫在一百年前就在上海银行大力推广零存整取、小额贷款、教育储蓄，倡导诸如生日送鲜花、红白喜事卡等VIP服务，他发明的银行贷款业务风险调查，更是开国内银行业先河……
而地产大王刘歆生所探索的地产开发模式，今天依然为许多开发商照搬照抄。比如，为提升地块商业价值，不惜重金修路，甚至直接买车开通新的公交路线；为提升小区人气，与银行、邮局、商社合作，落实配套设施；除了自建自卖，他还发明了半租半卖、只租不卖，甚至尝试了类似BOT形式的合作开发……
至于张弼士推销张裕葡萄酒时的体验式营销，刘鸿生卖煤时的按质论价，周学熙引进外资时的专利买断等等，今天依然被人们广为使用。
在公司治理上，这些人也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贡献。
张謇打破以往“要么官办要么商办”的企业形式，独创出富有中国特色的“绅办”模式。这一模式，由德高望重的士绅一手托官、商两家，在保证股东收益的前提下，由士绅负责企业日常经营，这样既提高了企业管理效率，也提高了职业经理人地位。
马应彪以骨干员工持股，来提高公司向心力；荣氏兄弟则直接与管理层中的核心人物合股办厂来保证集团最大利益；严裕棠为减少内部摩擦，曾尝试设立“中央业务会议”机构，让儿子们轮流坐庄；唐星海为提高生产效率，坚决废除工头制，让泰勒式管理在中国落地开花……这样或大或小的创新，在这12个人的商业生涯中，几乎随处可见。
在践行社会责任上，这些人更是一马当先。
单从学历上看，这12个人很不均衡，有状元、有举人、有留学生，也有自学成才者。像刘歆生、张弼士、卢作孚、荣氏兄弟充其量算是小学毕业，而刘鸿生也只是个大学辍学学生。但这些人都有宽广的人文情怀、远大的人生理想、坚定的宗教信仰，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们中过半数人是天主教或基督教徒，剩下的人不是半儒半佛，就是胸怀儒家修齐治平理想。与那些有知识没文化甚至穷得只剩下钱的所谓大款们相比，这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大商人，是全球标准下的大企业家。
张謇是这些人中当之无愧的标杆，他开创了以一家企业建设一个地方的“南通模式”。他在南通的建设，带有强烈的个人奋斗色彩，所谓“上不依赖政府，下不依赖社会，全凭自己良心做去”。难怪南通有个说法：“一山，一水，一人。”山是狼山，水是濠河，人是张謇。
这批人践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多种多样，卢作孚在企业兼并中不让一个员工下岗，陈光甫始终保持员工收入在同行业中居于前列，荣德生创建江南大学，周学熙出巨资捐建寺庙……
为什么这个时候写？
现在来写一百年前的那些商人，自然是古为今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