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可是一个创作的整体平庸期也确实影响大作品的出现。
莫：我们看一下唐诗。盛唐有李杜，这是高入云霄的，谁也攀登不上去的。而在中唐则出现了一个创作的“高原”。都写得很好，但无法与李杜相比。我觉得我们的小说现在就是进入了一个“高原期”。它比六十年代的确高得多。但是像李杜那样的大家，还没有出现。
北：这还是一个很高的评价嘛。
小说的理论从来都没有变化过
北：现在这个阶段你在写作中最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莫：语言。要构思一个好的故事是比较好做到的，最大的困难在于用什么腔调来讲故事。这个问题是任何一个作家都难以逾越的，而且单凭后天的努力很难克服这个问题。我有一个看法，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写作，在一个人成为作家之前就已经基本定型。要改变自己的语言也是对自我的挑战。因此我们想突破自己的语言其实是一种悲壮的努力。许多大作家，比如鲁迅，托尔斯泰，劳伦斯，他们的语言其实在整个创作生涯中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北：故事是你要考虑的问题吗？
莫：当然是。我在构思新作品时首先在脑海里浮现的就是人物形象。人物之所以成为人物就是他在各种生活过程中、各种情节中不断表现，使他的性格呈现出来。
北：这又回到对小说的经典看法：性格决定人物会去做什么，怎么做。
莫：在我看来，小说的理论从来都没有变化过。也许张作家和李作家的说法不同，但最基本的东西是不变的。即使是最先锋的小说，看起来有多奇怪，它还是不会脱离小说的基本要素：总要有人物吧？总要描写环境吧？总要有事件吧？人与人总要有关系吧？即使没有其他人，总会和环境发生联系吧？那些看起来很新鲜很深刻的小说理论其实还是最基本的原理，前辈作家都说过好多遍了。
北：你如何看待作家的个人命运和他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的命运？
莫：我想我们上一代的作家，比如说文革时期的作家，他们的小说讨论的是政治命运。时代和政治作为一种个人无力抵抗的力量强加在个人身上，强行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个人的性格在这中间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认为作家更要关注的是因为个人的性格差异而导致的命运。这更深刻，更艺术化，也更符合文学的本质。我们过去的经典，比如《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涉及的社会面很宽广，政治对人有作用，同时个人性格也导致了他们不同的遭遇。现代作家更多是关注个人性格，现代的小说，人物的个性都不正常，显得古怪，比如加缪的人物，都显得冷漠。许多国内作家笔下的人物使人难以理解。小说应该能够把人物的心理动机分析描写出来，如果只是写古怪的性格，就会比较表面化。
北：也许我们现在就处在一种不易察觉的精神危机之中，精神的危机又导致文学的危机。这个时代好像已经没有真正的性格存在的空间。古希腊悲剧中人物的性格都很鲜明，那可能是因为人物和环境之间以一种有机的方式相结合，从黑格尔的观点看来，这种状况最有利于艺术的发展。现代主义则片面强调个人性格，人物超过环境，环境被弱化了，比如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到了当代，性格本身也被消解了，这正是我们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发现的问题。你认为这对文学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莫：在我看来，有两种个性，一种是有价值的，一种是没有价值的。有价值的个性在当时的时代里是和时代的道德标准对抗的，比如贾宝玉，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回过头来看，发现他是对的，他代表着人性的解放和人类的理想。
北：要描写有价值的性格和人物才能成为经典作品。作品中要体现个人和时代的关系。仅仅描写个性其实是没有意义的。时代不完全是政治，过去将时代简单化地等同于政治是不对的，但是完全强调个性，结果可能只是描写了很无价值的个性。这一点很重要。
莫：对，有有价值的个性和无价值的个性。个性带着人的理想的时候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