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者：迟子建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
迟子建，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漠河，1983年开始写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已发表文学作品四百余万字。曾获得鲁迅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文等出版。本刊2003年曾转载过她的《酒鬼的鱼鹰》。
《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编辑（以下简称北）：对于一个卓有成就的作家来说，心中喜爱的文学大师肯定不止一个，选择时应该有所思想和挑选，你最后为什么选择了鲁迅?
迟子建（以下简称迟）：不是我选择了鲁迅，而是《文本典藏》选择了鲁迅。这个栏目如果没有鲁迅登场，就像一场大戏的演出主角缺阵，总会让人惆怅的。因为“文学的”鲁迅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鲁迅是白话文写作的先驱者，他的“中国式”的语言能让我们与之达成和谐，产生共鸣。不像翻译小说，我们很难体会到其“原始语言”的魅力。所以尽管我心中还闪现过拉克斯奈克的《青鱼》，显克微支的《灯塔看守人》以及亨利·劳森的《一条上了炸药的狗》等我喜爱的短篇，最终还是决定评点鲁迅先生的作品。
北：鲁迅作为中国最令人敬畏的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很多，你为什么选择了鲁迅既不呐喊也不彷徨，而且不绝望甚至比较平淡的《社戏》?这是一种怎样的内心应答?
迟：其实在选择篇目上我也很踌躇，从纯小说的意义来讲，《社戏》不如《孔乙己》《风波》《阿Q正传》以及《祝福》。《孔乙己》为旧中国的读书人塑造了一个雕像，这尊灰色的雕像是永恒的；《阿Q正传》是浪漫主义的史诗；而《风波》则充分展示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社会变革引发的人性“变革”的深刻思考。《祝福》呢，它与《孔乙己》有异曲同工之妙，它们都涉及到了人在自尊被剥蚀后由“青春”而走向枯槁和寂灭的过程，鲁迅先生深刻地揭示出了产生孔乙己和祥林嫂这样悲剧人物的黑幕。它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以说是“青史留名”，读者甚众，影响甚广。我注意了一下鲁迅这些小说的创作年代，1919年他写作了《药》，1920年有了《孔乙己》《风波》，1921年《故乡》与《阿Q正传》问世，他连续完成了几部重要的展示“呐喊”和“彷徨”的作品后，《社戏》在1922年悄然登场了。我觉得《社戏》是他为这一系列作品道的一声“晚安”，很柔软，很安详，像是一首小夜曲，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学家骨子里的那股忧愁和浪漫的情怀，格外感人。我特别想提醒读者注意鲁迅作品中所散发着的这样一种“至纯至美”的气息，要知道，没有这样的情怀，是产生不了我刚才提到的那些代表性作品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我选择了《社戏》。
北：《社戏》是中国中学教材的经典篇章，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我一直把它当作散文，一直无法认同它是小说，好像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感受。你的小说创作也有散文化的特质，你喜欢这篇小说，是否与此有关?
迟：我想这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在一般读者的脑子里作祟，如果《社戏》标明的作者不是鲁迅，而是沈从文，也许大家会说：沈从文的《社戏》真是好小说啊，闲散却不乏韵致，抒情而不乏深刻。但因为大家骨子里对鲁迅有“另外的”认同，《社戏》就因为散文化的倾向而备受挑剔了。可我觉得写这样一出乡间的童年的“社戏”，没有“散文化”为其做着底调，《社戏》也就没有味道了。有一类小说是要“散”才能出味道的，《社戏》正是如此。我个人既偏爱《孔乙己》《阿Q正传》，也喜欢《社戏》，前者如同大餐，而后者如同大餐后的一杯清茶，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