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美妙的声音，那种痛苦，那种冒犯，那种由节奏而引发的处女膜和死亡之间的联系，以及那个已死的歌手的嗓音本身，她作为那支歌唯一的主人伴随着我的回忆，都让我在尼娜离开之后几个小时中不得安宁，甚至后来就像一只过路的船经过时往海岸上送的最后一片平缓的小波纹，每隔一段时间就重新出现一次，像梦幻似的更稀松地拍打着岸边；或者像敲钟人已经重新坐回到家人欢乐的圈子里了，那震动的钟楼仍然发出的青铜般的创痛。又是一两年以后，我去巴黎出差，有一天早晨我去一家旅店看望一个电影演员，他是个小伙子，在楼梯过道处，她又出现了。她身穿合体的灰色西装，正在等电梯把她带下去，一把钥匙在她的手指下悬摆着。“费迪南去击剑了。”她谈兴颇浓地说道。她的眼睛盯在我脸的下方，就像在做唇读。经过片刻考虑(她的爱情理解力真是无与伦比)，她转过身，靠纤细的踝关节快速地摆动，带着我走过铺着海蓝色地毯的过道。她房门口的一张椅子上摆着一只盛有早餐残羹的托盘———一把沾着蜂蜜的餐刀，灰色瓷盘里的面包屑。不过房间已经收拾过了，又由于我们突然开门通风，在法国式窗户相应的两个半扇之间，绣着白色大丽花的麦斯林纱⑤倏地被吸了进来，一阵抖动和扑拍；仅在房门重被锁上时，它们才放开了那窗帘，还发出了一种像是愉快的叹息声。过了片刻，我走出房，来到小型铸铁式阳台上以呼吸那混合着干枫树叶和汽油的气味———那是雾蒙蒙、灰蓝色清晨街道上的残渣；当我陪她离开旅店去某个办公室找寻她丢失的箱子，而后又去她丈夫正在与他的理事们举行会议的那家咖啡店时，我可能也像她那样十分泰然且漫不经意，因为那时我还未意识到那正在生长的病态伤感的存在———这种伤感的力量将会使我与尼娜接下去的相逢更加痛苦。
我不会提到那个男人、那个法-匈作家……的名字(而且我偶然在这里讲出的一点点也是以得体的伪装出现的)。我几乎根本不想讲述他，但我不由自主———他自己从我的笔底下冒出来。今天的人们很少听说他了；这是好的，因为这证明我反抗他的邪恶魔力是对的，我的手碰到他的任何一本新书时，顺着我的后脊梁而升起的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寒冷也是对的。他这种人的名声总是会迅猛流传，但很快也就让人难以忍受和厌倦了。就历史而言，它也只能把他的生活故事仅仅局限在两个日期之间的一个破折号上。干瘪又傲慢自大，随时准备对你射出某种恶毒的双关语之箭，在他沉郁的、含而不露的棕色眼睛里还总是充满期待的奇异目光，这个能言善辩的虚伪之人，我敢说，对于弱小的啮齿目动物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已经精通了对文字的创造至完善的艺术之后，他尤其自傲于他是词汇的编织者，这个称谓比作家的称谓更让他心仪。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明白杜撰书籍、编造那些并未以任何方式真正发生过的事情有何益处。我记得有一次，当我向他点头鼓励过的可笑之人勇敢挑战时，我对他说，如果我是个作家，我就会仅仅允许我的心灵拥有想像力，让其他一切都依赖于记忆，记忆是一个人的个人真实所拖下的长长的落日余影。
